隋開運河不僅僅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也有政治方面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世族大發展的時期，他們的力量相當強大。隋統一後，他們仍依恃其強大的勢力，企圖與中央政權抗衡。這一尖銳矛盾在江南地區一直存在，使隋政權面臨嚴重威脅，隋統治者要實施對南方的有效統治，貫通南北運河勢在必行。
同時，北部邊境少數民族政權對隋亦是大患，隋王朝派出大量軍隊駐紮邊境，這些軍隊僅靠屯田是不夠的，必須依靠江淮和中原糧餉供應。路途遙遠，開鑿運河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隋以後的歷朝歷代，至清朝後期，無論是大一統時期政權，還是分裂時期的政權，都注重運河的疏鑿與完善，其動機無外乎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充分利用運河漕運。
以運河為基礎，建立龐大而複雜的漕運體系，將各地的物資源源不斷的輸往都城所在地，成了中華大地統治者主要手段之一。
運河的修復改道，其緣由亦是現實中運河常常的淤堵以及不同政權的都城位置變化。至元代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明、清兩代京杭大運河成為南北水運幹線。
運河是由統治者主導開鑿整修而成，統治者們集合龐大的人力、物力開鑿運河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漕運。運河是為了實實在在的漕運目的而生的，漕運是封建王朝的生命支援與動力供應系統，維持王朝的生命延續。
由於海運的海盜、風浪等問題難以解決，在漕運史上運河水運是主要首選方案。開鑿運河是一件名符其實的功在當代、利在萬秋的偉舉，對修造者而言，其功效時隔不久就能顯現，給王朝帶來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歷朝歷代有見識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運河的修造。
京杭大運河從公元前486年始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胥溪、胥浦是大運河最早成形的一段，是運河的萌芽時期，相傳是以吳國大夫伍子胥之名命名。
當時統治長江下游一帶的吳國君主夫差，在吳國早已攻克楚國、越國之後，擋在他面前的只有齊國，夫差為了北伐齊國，爭奪中原霸主地位，他調集民夫開挖自今揚州向東北，經射陽湖到淮安入淮河的運河（即今裡運河），因途經邗城，故得名“邗溝”，全長170公里，把長江水引入淮河，成為大運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運河就是為水上運輸而生的。
至戰國時代又先後開鑿了大溝和鴻溝，從而把江、淮、河、濟四水溝通起來。
吳王此後在艾陵打敗齊國。前482年，在黃池率精銳大會諸侯，與晉爭霸，結果吳國被越國偷襲所滅。
夫差雖然身死，但是他留下來的不僅有揚州的雛形，而且這些運河至今仍在使用。
而秦始皇在嘉興境內開鑿的一條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後的江南運河走向。據《越絕書》記載，秦始皇從嘉興“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運河及運河文化由此衍生。
大運河開掘於春秋時期，完成於隋朝，繁榮於唐宋，取直於元代，疏通於明清。漫長的歲月裡，經歷三次較大的興修過程。最後一次的興修完成才稱作“京杭大運河”。
在漢末時期，京杭大運河已經開挖了不少河段。甚至，在大唐立國之後，為了方便南北運輸，李翊在前些年間，就在國內徵發不少人開挖運河，最多的當然是東倭人。
因此，李翊一開口，關羽就領會了他的意思。
李翊說道：“不錯。異族僕從軍掠奪財富甚多，我意令馬超、陳慶之分出部分財貨，在安息國內招募青壯，加上安息俘虜，趕往加沙城，主持開挖河道。”
關羽說道：“不知河道寬度、深度、距離各是多少？”
李翊說道：“在地中海和紅海之間，有一處峽谷名喚蘇伊士地峽，此地乃二海之間最近的地方，距離約有四百里。需要勘察明白，分段進行。至於寬度深度，我大唐海軍戰列艦順利透過即可。”
大唐海軍的核心力量是戰列艦，如果沒有戰列艦，大唐海軍的威力將驟減七八成，因此，李翊才有了這麼個決定。
關羽說道：“綿延四百里，非一日之功可成。”
李翊說道：“自紅海通地中海周圍，尚有一個國家叫埃及，此國已經臣服羅馬，阿拉伯半島居民，以部落形式群居，臣服安息。雲長可率大軍前往，招募埃及、阿拉伯青壯為我所用。埃及人若不同意，必然糾合羅馬人阻止，雲長到時可以見機行事。安息國內，我令馬超、姜、陳慶之三人率數百萬僕從軍青壯騷擾羅馬，令其無力援助埃及。”
關羽說道：“事不宜遲，請皇上下令，我立即前往。”
李翊說道：“孤軍在外，糧草物資補給或會遲緩，雲長自行主張即可。我這邊盡最大力量為你做好後援。”
關羽答應一聲，領了詔令，就去點兵。
關羽的離開，意味著蘇伊士運河的籌建。李翊的穿越，將蘇伊士運河的開鑿提前了一千六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