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竺見勢頭不對，連忙出言反駁：“連高祖都說：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商人餐風露宿，擔驚受怕的在外奔波勞碌，還不是為了煊赫家門？豈有為了避稅，就不回家的道理？”
“再說，除了我河北之外，其他地域無不奉行傳統的重農抑商之策，主公對商人之恩，如同再造，就算商人再怎麼重利輕義，也不可能全無觸動吧？商人也是人，或許有些勢力，但絕不盡是狼心狗肺之人！”
李翊雖然主政北疆已經多年，但是在糜竺之前，一直沒有什麼人在商業方面有特長，而糜竺加入北疆的時間又比較晚，在李翊的眾多幕僚中的地位並不算高，以至於這一刻顯得相當的勢單力薄。
賈詡也開口道：“子仲以人性本善立論，本身就存在問題；以施恩望報來期盼他人，更有緣木求魚之嫌，非立法之基也。”
作為一個老狐狸，賈詡這傢伙在議政時很少發言，只是帶著耳朵來聽。不過，他畢竟不是個全無想法之人。先前的幾次，基本都是李翊在說，光是消化聽到的那些新奇的理念，就夠賈詡忙活的了，今天李翊顯然更傾向於讓所有人各抒己見，賈詡自然不吝於發言。
他的發言角度，與國淵等人不同。因為他是法家信徒，崇尚的是人性本惡，主要反駁的也是糜竺說的人情世故方面的論據。
“如果不回家就可以省下更多的錢，自然就會有更多的人願意離家在外。如果繳稅是為了酬恩，那麼，商人們想必會給恩情標上個價碼，等到還完了，他們再逃稅，心裡就沒什麼可過意不去的了。”
糜竺語滯。國淵等人是從重農抑商的角度提出意見的，他自然要據理力爭，哪怕擺功勞和資歷也在所不惜；可賈詡是從立法實施的角度上來說的，其中牽涉甚多，他一時間哪裡想得清楚？而且賈詡在大將軍府中的地位也是極高，糜竺在跟他辯論的時候，氣勢上就陷入了不利地位，只能是問道：“那……那文和先生你說此事該如何處置？”
賈詡一板一眼的說道：“別無他法，只能加強各地之間的聯絡。將主公提議設立的商業司從地方官府中獨立出來，與地方政府配合，卻不完全受其約束，專門對各地的商人進行管理，收繳稅款，懲罰奸商。”
“可是這樣一來，人力成本就太大了。”國淵、王修都是眉頭緊皺，“人員往來，消耗已是不小，依照文和先生所說，往來各地的還有大量的資料，並且在商業司中，還要有大量擅長算籌的文吏，就為了區區商稅，如此大動干戈，是不是有些因小失大呢？”
他們質疑的物件是賈詡，但眼睛看的卻是李翊。
“另外，”一直不動聲色的田豐也開口了，“如果真要建立商業司，刑律方面也要跟進，若不然，就算商業司運作正常，也無法阻止少數奸商向官員行以賄賂，令後者損公肥私。”
人多計廣，在場這些人都是才智高絕之士，雖然各自所持的觀點和理念不同，但你一言我一語的說下來，倒是把商業稅的相關種種，都說到了。讓李翊自己回憶，一時三刻還真就搞不定，現在被眾人這麼一討論，他的思路也是漸漸清晰了起來。
等眾人說的差不多，提不出新的意見了，李翊豎起一根手指，意味深長的說道：“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要獲利，就必須得投入，所以，商業司的建立勢在必行。子尼幾位的擔憂固然有其道理，可你們卻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你們判斷商業稅規模的標準，是從前，實行抑商政策的從前，而不是商業全面發展的今後！”
國淵的眼神透露出了一絲茫然之色。商業大發展是什麼樣的，他完全想象不出，因為歷史上沒有可借鑑的例子。
以糜家為例，沒錯，東海糜家是天下聞名的鉅富，可有誰知道，糜家這些家業，是幾代人的努力才造就出來的呢？
答案是五代！
一般來說，二十或三十年就可以視為一個時代了，糜家的發達，可以追溯到東漢光武中興時期。從一介普通豪強，取得了地方官吏的職位，而後苦心經營，歷經了一百多年，這才有了糜家如今的規模。
這是華夏的豪強通常的發跡模式。
看似龐大的財富，如果分散到一百多年當中去，其實也算不了什麼。糜家對北疆的支援，作為厚積薄發的一種政治投資很給力，但若是換成李翊主張的交易稅，大將軍府能從糜家得到的財富並沒有多可觀。
糜家尚且如此，天下雖大，又有幾個糜家呢？
所以，國淵並不是很看好李翊勞師動眾的計劃，他認為，除非像漢武帝那樣狠撈一筆，否則這個所謂的商業司，只會造就一群贅員。現在，突然被李翊問了這麼一個問題，他自然無法回答。
見國淵不能答，李翊轉向糜竺道：“子仲，你覺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