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程相續，創立洛學一脈以來，洛學便成為了奠定宋明理學基礎的重要學派之一，然則在楊時活動的北宋年間，洛學雖然在士大夫之中一直享有崇高的聲譽，卻由於涉入了朝堂之上激烈的黨爭，致使站在舊黨立場而與王安石新學相對立的洛學，在北宋中後期兩度遭遇官方的明文嚴禁，受到重大的打擊。
楊時於元祐八年（1093年）赴瀏陽知縣任上，繞道洛陽，經遊酢引薦，拜入程頤門下，此時正是在洛學第一次遭逢宋哲宗打擊，處境最為困難的時期，而由元佑年間直至宋徽宗即位之後，雖然程頤其間也曾有過短暫的遇赦復官的經歷，然而卻又旋即被追奪官爵，可以說迄至程頤逝世之日止，洛學為官方所禁的厄運，一直未曾解除。
宋徽宗放棄“建中靖國”的路線之後，對於洛學的打擊，較諸哲宗皇帝更為嚴苛，甚至於“於是有旨追毀（程頤）出身以來文學”[3]，禁絕講學，而且將他的弟子如尹焞、張繹等“遂下河南府體究”[4]，並且“盡逐學徒”[5]，這次學禁足足持續了二十二年之久，一時之間，形成了“其（程頤）立言垂訓為世之大禁，學者膠口無敢複道”[6]的局面，楊時置身在這樣的局勢之下，仍然利用自己的影響，堅持著書立說，講學授徒，成為了散佈天下的洛學士子心目之中的中流砥柱。
這段時間內楊時的主要著述精力，放在了對二程語錄的整理編纂以及對於程頤的《伊川易傳》的校訂上面。
由於洛學遭禁，朝廷又下令盡逐程頤門下弟子，是以一時洛學弟子，散佈四方，而朝廷又禁絕洛學公開講習，由此造成了在當時的情況下，洛學學說的傳播只能由散佈各地的弟子之間私下口耳相傳。
程頤在講學之時，有時常會舉些“迂恠之論”[7]以作為弟子們的反面例證，而在當時那種傳播洛學不得不採取的口口相傳的間接傳遞之中，在缺乏可靠文字記錄的情況下，這些雜於正論之中的言說，卻是難免“學者漸眾，殊不可曉”，於是出現了楊時所憂心的“先生語錄傳之寢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真處”[8]的境況，是以楊時認為在這種時候，他作為程門最正統的傳人之一，有責任對於二程語錄“收聚刪去重複與其可疑者”[9]，然後與遊定夫、胡康候以及洛中“朱教授”等曾經當面與聞二程教誨的學者們“候尋便以書詢求，異時更相校對”[10]，然後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希望能夠藉此釐定清楚真正正統的程門之學，使之播揚天下，“以傳後學，不為無補”[11]。
在洛學迭逢打擊，學者四散的情況之下，楊時此舉，無疑對於儲存二程.真正學說，保證洛學學者能夠在當時的條件得到最為正統的傳承，而使洛學不至於真正淪喪成為迂誕之說，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楊時以維繫洛學正統為己任的責任感，在他的《與遊定夫書》中表露無遺：“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12]
二程以“天理”立論，完成了在北宋諸子相續推動下儒學由宇宙論向本體論的轉化，構築起了以“天理”論為中心的理學思想體系。這一思想體系的淵源乃自儒家經典之中拈出，而其最終的完成，則也必須落實在以理學的思想體系來對於儒家經典進行重新詮釋上面。
據《二程遺書》卷十八所載，有人問程頤：“聞有《五經解》，可成乎？”[13]可見雖然直至朱熹才完成了以理學體系遍注儒經的工作，但早在程頤在世之時，就已然有了意欲以自己的理學體系，來重新解注儒家經典的想法。而程頤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則是：“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之。”[14]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程頤對於解注《易經》的工作的重視，楊時所謂：“先生道足為世師，而於易尤盡心焉”[15]，確非虛言。
由於當時處於理學草創之初，理學學說之中許多根本性的問題，都還未曾來得及展開討論，學生們也比較難以熟練地使用理學系統的概念，來重新解注儒家經典，是以斯後程頤的弟子劉絢、謝緹均都曾作《春秋傳》，但程頤卻對於他們的成果很不滿意。因此，作為程頤所惟一傳世的《伊川易傳》，誠可謂是當時惟一的一部系統地以理學體系的概念來對儒家經典文獻進行重新解釋的範本，在二程乃至整個洛學的傳承當中，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但由於當時洛學及程頤本人迭逢打擊的局勢，《伊川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啟手足”，是以“以其書授門人張繹”，但張繹在程頤去世之後一年內也自與世長辭，於是“未幾而繹卒，故其書散亡”。[16]
在楊時校訂《伊川易傳》之時，由於張繹亡故後，其書散亡，從而造成了其時《伊川易傳》“舊本西人傳之以多”，但是“學者無善本”。而楊時則透過其友謝顯道，得到了程頤先生《伊川易傳》的手稿，據其在《校正伊川易傳後序》裡說：“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示予”，但是由於其間不知經歷了何等輾轉，這些手稿已然是“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是以楊時花費了經年累月的時間，對於《伊川易傳》進行重新校訂，“去其錯亂重複，逾年始完”。而且楊時因為覺得自己“得其書晚不得親受旨訓”，是以對於手稿之中“其謬誤有疑而未達者”，都採取了“姑存之以俟”的態度。這樣不但保證了伊川先生易學思想的正統傳承，也使得《伊川易傳》的原始文字得以保持原貌。
楊時在洛學迭遇打擊，甚至遭到官方明令禁止的時刻，仍然不遺餘力地修訂《伊川易傳》，編纂二程語錄，其目的不外希望能夠透過這些書藉，將純正的二程之學播揚開來。其對於洛學在逆境之中的傳承，甚至對於後世之學者能夠獲取二程學說的原貌，都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宋徽宗年間，在蔡京等當朝權臣鼓吹王氏新學，而對於程頤及洛學給予一系列打擊的情況下，作為程門高弟，當時深孚文人士子之望的楊時，卻在這樣的情況下逆勢而上，以年逾古稀之齡，被徽宗皇帝由當時的外任小吏召至中樞。宣和六年（1124年），徽宗召時已七十二歲的楊時以秘書郎上殿，第二年又轉遷著作郎，七月份時，更給予楊時邇英殿說書的頭銜。這是其師程頤曾經擔任過的職務，有等若“帝師”之尊榮。靖康元年（1126年）的時候，楊時更是兼任了國子祭酒，成為名副其實計程車人清流之領袖。然而與楊時的迭遇升遷相映成趣的是，朝廷上對於洛學學說的禁令，直至靖康之時金人已然兵臨城下之際，才“除元祐黨藉學術之禁”[17]，甚至就在召楊時返回中樞的前一年宣和五年（1123年）七月，徽宗皇帝還專門下詔禁元祐學術，聲稱天下舉人有傳習元祐學術者，則以違制論處。
楊時此次的起用，是由當時的權臣蔡京援引而得官，《宋史·楊時傳》中記載了蔡京起用楊時的原因是：“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18]《宋史·奸臣傳二》亦稱蔡京之子蔡翛“時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其客傅墨卿、孫傅等復語之曰：‘天下事必敗，蔡氏必破，當亟為計。’翛心然之，密與攸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然皆蓄縮不敢明言，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19]，可見此次蔡京起用楊時，並不是因其改變了鼓吹新學而打擊洛學的立場，只是希望楊時能成為在這個時局危難之時稍有補於殘局的他的一顆棋子罷了。
然而即便是這樣，楊時的此次出仕，對於一直在逆境中掙扎的洛學，也誠可謂是意義重大。畢竟楊時作為二程之學的正宗傳人，作為在洛學遭禁的這些年間仍自堅持著書傳學的洛學忠實門徒，其聲名早已天下皆知，這樣的一個人物陡然間得享高位，對於多年來一直散佈各處、遭受打壓的洛學學者而言，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精神鼓勵，而楊時進入了朝堂之上，也使得原本就在洛學學者之中具有極高聲望的他，在兩宋之交的亂世中有最大的可能與力量來登高一呼，為洛學的傳播和南宋理學的形成，做人才與理論上的雙重儲備。
楊時也主動意識到了自己此番出仕的使命與意義，是以自其位列朝堂開始，便一直捉住所有的時機，對當時尚是朝堂主流的王安石新學展開批判，從而爭取由洛學替代王氏新學而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機會。
由於楊時的此番出仕不過是蔡京等權臣在時局動盪之際的一次具有宣示意味的權術操.弄，是以楊時雖然被加了不少名義尊崇的榮銜，然而在當時朝堂之上盡由蔡京一黨把持朝政的局面之下，不但以洛學取代王氏之學成為官學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實現，甚至於想稍稍改變洛學受壓制的狀態，都自無能為力。
然而楊時的出仕並進入朝堂的權力核心，客觀上卻是使得洛學在原本在蔡京等人操控之下王氏新學一黨獨大的趙宋朝廷之上，獲得了一席之地，尤其是在當時那種局勢艱危，風雨飄搖的時刻，這種參與更是具備了往常不可比擬的意義，畢竟當時那由於邊關烽火頻傳、趙宋帝位更迭而帶來的充滿變化的時局，恰恰給洛學的由潛到顯提供了無數的可能性。
是以在靖康元年（1126年），女真人躍馬南下，趙宋政權岌岌可危的情況下，楊時捉住機會向剛剛即位的欽宗皇帝連上了幾道奏書，除了陳述排和議、爭三鎮、一統帥等具備實際操作性的建議之外，重點卻是站在理學學者的立場，向欽宗皇帝講述理學理論體系指導下以“正心誠意”為本的治國方略，並對於荊公新學提出了激烈的批判與抨擊。
楊時聲稱：“臣聞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20]，而在這個推導的邏輯鏈條之中，楊時認為“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21]。
以“正心誠意”作為君王治道的根本，這也是楊時一貫的思路，他曾多處表達過相同的意思，自然，楊時站在洛學傳人的立場，對於“正心誠意”，也自是加以了理學理論體系之內的詮釋。他曾言：“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能正得心，若能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在他看來，“正心誠意”“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即發之後，能得所謂和”[22]，能夠做到這樣，那麼“致中和，自然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23]
在楊時看來，他的這種君王治道的構想，是對於以往荊公新學的一種拔亂反正。他認為王安石的治道思想是自恃“聰明有以勝人然後可以制人而止其亂”[24]，然而楊時認為這樣將會導致“若懷其勝心，而施之於事，必於一己之是非為正……又固執之以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25]，所以真正符合聖人之道的君王治道，應該是透過“正心誠意”，來體認天理，進而“存天理，去勝心”，從而達到“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26]的境界，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達到修齊治平的目的。
在楊時的話語體系當中，君王本著“正心誠意”而體認天理，不但是達到修齊治平目的的有效途徑，而且是惟一途徑，他認為“朝廷做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為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27]。是以他在《上淵聖皇帝書》中說：“臣竊謂君臣相以之際，當以誠意為主”[28]，認為只要欽宗皇帝能夠本著正心誠意，自然便可以應付眼前的難關，甚至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而與此同時，他在上欽宗皇帝的另一折奏書之中，更是直接對於王安石之學大加鞭撻，甚至於將蔡京一黨竊居朝政以來的種種倒行逆施，都歸罪到王安石的頭上，聲稱：“（蔡）京得以肆意妄為，而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29]，是以要求欽宗皇帝執行“正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30]等種種激烈的舉動，以“使淫辭不為學者之惑”[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