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的儒學繼承了前漢的“五德輪迴”、“天人感應”，也有古文、今文之爭，但兩邊其實都吸取了王莽新朝的教訓，做出了改變。
劉辯看著《鹽鐵論》，又看著校事部、豫州刺史以及汝南郡監察從事三方分別奉上的曹嵩與徐璆之爭的記錄。
田豐應還剛到汝南郡，不過有這三份文書，其真實性也當**不離十了。
站在桑弘羊角度的曹嵩就算背後站著皇帝，也不敢如桑弘羊那般冷酷直白地言功利，替商人張目，更別提直接攻擊孔子了。
沒膽量，也沒能力。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施行已有三百多年，時代早就變了。
而站在賢良、文學角度的徐璆，卻也不會張口閉口便是古代聖王、三代之治如何如何，王莽復古的失敗打破了賢良、文學們的天真和幻想。
尤其徐璆還是經年幹吏，知道什麼叫做務實。
聖王的時代距今已經相隔甚遠。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孔子雖貶晉文公而崇齊桓公，然二者皆能稱霸。
光武以來，儒生們一直在尋找建立真正理想鄉的道路，儒生們並不懼怕變革，但他們擔心變革朝壞的方向發展。
反對曹嵩的徐璆其實並不反對均輸法，他反對的是以商人充任均輸官，反對的是曹嵩只知功利而不知大義。
明明手中有糧，明明可以用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糧價，只是少賺些罷了。然曹嵩卻放任糧價上漲，準備等到寒天臘月以此牟利。
這多出來的利從何而來？高價的糧食誰會來買。
可對於曹嵩來說，均輸法的存在本身就是為了填補國庫的虧空，是為了支援在涼州作戰、在邊地戍守的將士，這難道就不是大義嗎？
固然“山河在德不在險”，可沒誰敢說為了德，險和兵甲就不要了。就算是向來主張對胡人懷柔的劉虞，面對鮮卑入寇，也是要固守還擊的。
這便是兩者矛盾的根源。
說簡單些，是因缺錢鬧出的矛盾。
而說得嚴重些，與鹽鐵之議的本質無異——軍備與民生，總要做一下取捨的。
話說回來，這不正是馬日磾昔日因為雒陽物議心生退意，與盧植一同勸說劉辯慢一慢的原因嗎。
現在的漢室如久病初愈，經不起多少折騰。
對於劉辯來說，他當然全都想要。
退而求其次，似乎也該以民生為主。
可另一方面，涼州羌人或打或安撫，直到現在，河西眼看著距離收復就差一口氣了，總不能就此不要了吧。
現在的鮮卑人雖還不能和匈奴人相提並論，更是在檀石槐死後再度分裂，然其近乎年年入寇，一大原因北方塞外氣候寒冷，產出不足，除非將其人口縮減到塞外產出足夠供養的程度，亦或是讓其中一部或數部如南匈奴或烏桓一般內附……否則，活不下去的鮮卑人依舊會年年南下。
就算採用徐璆的法子，用曹嵩手中的糧食壓低糧價，且不說總量大概不夠，在缺乏監管的當下，一旦大範圍攤開，恐怕得出現一大波中間商賺差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