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約340年，楚地丹陽（今湖北省宜昌）一個名門貴族的家裡，一個男嬰誕生了。從小就接受的良好教育和融入平民階級的成長經歷，讓這個男孩逐漸形成了一種站在統治階級思想層面，卻又能切實關注身邊百姓實際問題的良好世界觀。憑藉著聰敏好學的積累，這個男孩一步步成長著。憑藉著自身出眾的才華和良好的家世，他步入了楚國的政壇，開始嘗試將他的理念推廣開來，他，就是楚武王之子屈瑕的後裔，羋姓，屈氏，名平，字原。
王公貴族的出身，決定了他並不需要為了溫飽奔波掙扎，但是楚國混亂的政治局勢和整個時代狼煙四起的外部環境，讓他也並沒有紈絝子弟只知享樂的矯情。相比於許多習慣了養尊處優的貴族來說，屈原更多地貼近了楚國百姓的生活。但是，總歸出身名門，比起每天需要為了溫飽掙扎的百姓來說，他還是有著更多的時間和機會，去學習和接觸更高層次的理論和學術。
寬仁愛民的理念所帶來的賢良名聲，輔助以良好的家世，屈原很快步入了楚國的權力核心。他也並沒有被紙醉金迷的生活所迷惑，依舊想要去實現和推廣他的治國理念。同時，作為一個飽讀典籍計程車子，他對於文化本身也有著獨特的見解和看法。並且，在他那篇奠定了自己在中國文化歷史上重要地位的傳世名作《離騷》之中，也將執政與自身的文學理念多次融合，僅“美”之一字，在《離騷》之中，就出現了多達十二次，並且，在最後一次甚至直接提出了“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以至於後世，單獨將屈原的執政理念，高度概括為“美政”。
所謂的美政，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具體概念，其中所有的當事人早已被厚厚的時光塵埃掩蓋了，而透過流傳下來的隻言片語，卻得以管中窺豹，略見端倪。從來，政治都沒能與美好相關聯過，因為古往今來，任何事物一旦開始受到政治的影響，都會或多或少地變了味道，因為從來不會有君王總懷著浪漫的情懷，而權力，也經常沾染上陰謀和鮮血的味道。這樣一種體系，看起來，似乎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和“美好”相融合的，畢竟，並不是所有的美好，都能得到滿足慾望的快感和切實的利益。
從屈原最早期的執政理念和舉措來看，他的美政，主要並不是在教化君王或者子民，如何透過各種渠道和手段獲得短期利益。而是首先提出了君王應該以君子之標準，修身養性，君王自身，就要明白什麼是美，什麼是醜，何為君子，何為小人。並且透過妥善而系統的選拔機制，來讓四方賢良雲集輔佐，天下的百姓萬種歸心。透過一定的手段，樹立審視美好的品德，以便於能夠指引子民，駕馭國家。
在推行的過程中，首先就將特權階級原本的優勢和平民階級的劣勢縮小了。選拔體系透過律法的支援，進入到唯才是用的正軌之上。同時讓任何當權者，都不能憑藉自身的私慾，來影響和破壞整個執政體系的構架，讓大部分擁有一技之長或良好品格、出眾才能計程車人，能夠得到最為妥善的利用和安置。
其次，將百姓子民的溫飽問題高度重視起來，透過滿足百姓子民的生存慾望，來進一步獲取到廣大階級的支援。同時，透過引導君王向善，來促進君臣之間的志向統一和方向一致，這個過程本身，就極為貼近於“以德治國”的理念。
透過妥善和完善的法律，高尚的君王和賢良的臣子，將原本並不融洽，甚至有些對立的法治理念和德治理念相結合，尋找一個兩者最為契合的交點，從而達到屈原所一直呼喚和追求的和諧狀態。從屈原在楚國為政的記載來看，他的美政，在被君王一定程度上的認可之下，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推廣。其中有較為突出的六點，被後人高度概括為：“獎勵耕戰、唯才是舉、溝通君臣、束禁朋黨、明定賞罰、抨擊陋俗。”
然而，具備著如此美好願望的執政理念，自然會觸動大批既得利益者集團的利益。在混戰不斷的春秋戰國時期，這樣的“君子之治”極其難以在短期內就見到切實利益。對於君臣本身的德行，僅僅依靠著美好品德的約束，也難以迅速實現。
並不是每一個貴族都願意去嘗試思考到底什麼才是“民本思想”，因為他們並不需要去考慮自己下一頓飯是不是有的吃。對於貴族來說，所謂的子民，就應該是心甘情願、源源不斷地奉獻著一切，來供養著他們享受生活的工具。至於工具的想法，那又有什麼可值得在意的呢？當然，工具的基本生存保障還是要有的，這是他們應該施捨給這些勞動者的。至於以工具的感受和思想來作為國家的根本，那真是極為可笑也令貴族老爺們嗤之以鼻。
況且，他們討厭法律的約束，他們的祖上已經為這個國家做出了足夠的貢獻，他們的家世是如此高貴，又怎麼能夠是那些低賤的平民所能相比的呢？如果從平民中選拔官吏，與他們比肩而治，那簡直就是一種莫大的恥辱。更何況，如此高貴的榮耀，又怎麼可以用刻板的條框來匡正呢？
楚國之外的各路諸侯，他們也並不想真正的像美政之中所描述的那般，憑藉著和諧美好的道德約束，實現整個民族與種族的大一統。畢竟誰也不能完全摒棄自己的私慾，就像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一樣，這個天下，現在明顯只需要一個主人，這個秩序的制訂，不應該有那麼多的聲音。而至於制訂的規則是不是足夠美好，那顯然並不如先獲取了制訂規則的權力這件事情來得更重要一些。
既然君子只能與君子相處，然而總歸這個世界上還並不全是君子，如果自家先靠著道德的力量約束了自己，那麼遇到了擅長運用陰謀詭計的權謀小人，顯然也並不能只憑著意志和嘴皮子就讓對方屈服和改正。很多時候，當別人的勸說並不能完全實現自己的目的時，還是鋒利的武器和悍勇計程車卒，來得更有效一些。畢竟，生命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尊嚴和品德，從來不會有人用品德來作為掌控局勢的籌碼，因為這個籌碼遠不如“服從或者死亡”更有執行力。
所以回過頭來，一個殘酷但又真實的結論就這樣出現了：所謂的美政，不過是一場期望君臣聖賢、天下和諧的美好夢想，雖然具備了一定程度上的可執行性和相對於寬厚的民本主義，但是實際上，美政本身對於“人治”的過高要求，早已經決定了其最終結局，看似先進完美的宏偉願景，只是永遠難以實現的一場自欺欺人的夢囈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