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不必多說了，不僅保命，還嚴格督促御醫救治，形影不離地照顧，為挽救劉維箴盡一切努力。
至於崔鎬，乃開寶名將、興平伯崔翰之後，事發之後他只做了一件事，率領大內軍牢牢守備宮城、皇城，控制進出，尤其是御駕所在垂拱殿，五百侍衛嚴密守護，打消了諸多染指企圖。
而其餘大臣的所作所為，最讓劉維箴寒心的，也莫過於王士廩了。如果說其他事項都還有解釋的空間，那麼他在晚些時候，將太子劉修遠從東宮接到廣政殿的做法，則使幾十年君臣之間再無一絲信任餘地。
當然，君臣之間所謂的心心相應，本身就是一種十分脆弱的東兩，其中也必定存在有關政治利益與形勢的內在邏輯。
而那套「邏輯」，從劉維箴醒來，並瞭解到在他昏迷期間帝國大臣們都做了哪些事後，便開崩潰了。
對王士廩的舉措，劉維箴說了這樣一句話：「當初扶立了一個皇太孫，如今還欲扶立一個皇太子？朕還沒死！」
這句評價，也宣告了王士廩政治大廈垮塌的開始。
作為帝國皇帝，哪怕是劉維箴這麼個人，一舉一動都對朝局政情有著重大影響。在他恢復意識後，京畿之內的風波在短時間內全部平息，一切又彷彿回到之前的樣子。
當然，那只是一種錯覺。經此一「劫」，心態發生巨大變化的劉維箴，也讓帝國政局迎來一個重大轉折，而朝野內外反覆醞釀了三年多的政潮暗湧終於迎來一場徹底的爆發。
從正統二十四年二月開始，朝中再度爆發出針對「相黨」的集體攻訐，從宗室到外戚，從勳貴到大臣，紛紛上表彈劾。
這樣的情況，在過去三年並不少見，但此一次顯然要更為特殊，不只是規模，一些從未冒
頭的勳臣老貴也開始展現其攻擊性。
而王士廩此次，再也平息不了，因為他喪失了壓制眾臣群貴的實力。在朝堂喧器之際，皇帝劉維箴拖著病體，於垂拱殿坐朝問政，聽取大臣們奏報。
帝國的行政權力中心，便從廣政殿重歸垂拱，皇帝此舉，自然使王士廩大為尷尬，而群臣態度熱切，行動踴躍。
而劉維箴升殿議事，議的當然不是政務兵事、軍國大事，他既沒那個能力，也沒那個經驗，但他是大漢皇帝！
在聽取了大量關於尚書令及其黨從的彈劾之後，劉維箴開始了動作，以宰臣中書侍郎蕭偃權刑部尚書、都察使王弘範、大理寺卿魏景淵，率三司臣僚，對一應彈劾、舉報人與事進行調查……
這個決定意味著什麼，於朝廷內部那些真正的大佬，於那些對帝國政治格局有著深刻理解的人而言，可謂深悉其妙。三名重臣之間，最大的共通處，便是出身勳貴，無不有一個風光顯赫的祖宗。
於是，更大規模的行動開始了，一步一步，群起而攻。
在這個過程中，伴隨著又一樁「武德使之死」的疑案，時任武德使的鄭曠暴斃於廣府中，皇城司的間探們則大肆活動。
半個月間，幾十名相黨與疑似相黨的官僚受到調查，其中有些官員甚至直接被捕下獄。面對這種情況，王士廩這棵參天大樹，卻連一點風雨也不能遮擋了。
當然，王士廩不是沒有嘗試挽回，只不過，自劉維箴甦醒之後，他僅同群臣一起覲見過兩次，後面連面都見不到了，每次前往都被蔡訣擋駕：官家正忙於國事，不便接見王相公。
一直到吏部尚書畢光琳被皇帝以結黨、瀆職、逾制、亂法、營私等十項罪名下詔獄。
此詔一下，滿朝轟動，而「倒王」事業的大局也基本奠定。畢光琳的身份也不一般，並非因其祖上乃開寶、雍熙名臣畢士元，而因他作為王士廩的姻親，屬於「相黨」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當畢光琳被拿下了，局勢還不夠明朗嗎？王士廩還遠嗎？
到這個關頭，王士廩也徹底醒悟過來，就像30多年前輔助劉維箴奪嫡時那般聰敏，洞察局勢。他沒再做其他多餘的動作，而是主動上表請辭，欲以年高致仕，尋求一個體面。
可以，對其辭呈劉維箴選擇留中，而不表態就是最明確的態度了。
事實上，因為王士廩之事，朝廷上層權貴官僚之間的矛盾已經十分深竣了，朝野內外的怨言，可不是能夠輕易平息的。即便劉維箴能稍抬一手，其他人、勢力也不可能輕易罷體。
一直到正統二十四年三月初九，已經閉門在家七日的王廩，終於被一些來自宮內的宦官、侍衛帶走，府邸也被查封。和畢光琳一樣的套餐，下詔獄，但罪名可就多多了，足足羅列了二十七條。
尚書令被獄，從大漢帝國的歷史帷度來看，都是一件極其少見並且嚴重的政治事件。而由此開始，一場自上而下、由內而外對王士廩黨從勢力的清算，也迅速展開，在缺乏分寸與尺度把握的情況下，更進一步地傷害著帝國的政治生態……
免費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