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異時空倭國為了實現“征服世界”，嚴格執行“大陸政策”，處心積慮挑起了與清朝的甲午戰爭。
在西元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日衝突中，中國清朝在硬實力上一直佔有優勢，但在朝鮮“甲申政變”後的十年時間，情況就開始發生了變化。在這段時間裡，倭國一直關注著清朝，並且倭國的“軍界要人”山縣有朋指出：“鄰邦之兵備愈強，則本邦之兵備亦更不可懈”。說明倭國正單方面與清朝開始了“軍備競賽”。
自西元1890年起，倭國以國家財政收入的60%來發展海軍、陸軍，例如從西元1893年起，“倭王”（明治天皇）決定每年從自己的宮廷經費中撥出三十萬日元（銀元），再從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俸祿，補充造船費用。舉國上下士氣高昂，以趕超清朝為奮鬥目標，準備發動一場“國運相賭”的侵略戰爭！
還在西元1890年時，清朝“北洋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就有7艘，總噸位27000多噸；而倭國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僅有5艘，總噸位約17000多噸。
到了西元1892年，倭國提前完成了自西元1885年起的“十年擴軍計劃”，到“甲午戰爭”前夕，倭國已建立了一支擁有63000名常備兵和23萬預備兵的陸軍，包括6個野戰師團和1個近衛師團。
開戰前，倭國海軍有軍艦32艘、魚雷艇24艘，總排水量72000噸，超過了“北洋海軍”。倭國還出動了“樂善堂”、“玄洋社”、“九菊一流”等間諜組織人員潛入清朝，加緊對“滿清王朝”各方面的情報蒐集和滲透。
在此期間的清朝，經過數十年的“洋務運動”，已經初見成效，開始得意輕敵。在與西方各國打交道的過程中，清朝認為西方人“並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貿易上佔些便宜而已，於是放鬆了“軍備意識”。
“北洋海軍”自西元1888年正式建軍後，就再沒有增添任何艦隻，使得其艦齡也漸漸老化，與倭國新添的戰艦相比之下，不僅火力弱，射速慢，而且航速遲緩，假如兩國海軍交戰，定會被人家追著往死裡打。
清朝“北洋水師”有軍艦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戰爭”前夕，“北洋艦隊”的大沽口、威海衛和旅順三大基地建成。但清朝的軍事變革基本仍停留在改良武器裝備的低階階段，陸海軍總兵力雖多達80餘萬人，但編制落後，管理混亂，訓練廢弛，戰力低下。西元1891年後，“北洋水師”甚至連槍炮彈藥都停止購買。
而“朝鮮問題”正好是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突破口”。西元1890年，倭國爆發經濟危機，對開戰的要求更加迫切。同年，時任倭國首相山縣有朋在第一次“帝國議會”的“施政演說”中丟擲了所謂“主權線”和“利益線”的理論，將倭國本土作為“主權線”，把清朝和高麗半島視為倭國的“利益線”。
他聲稱倭國“人口不足”，就得用武力“保衛”利益線，因此必須先加緊擴軍備戰。於是，到了西元1894年，高麗半島爆發了“東學黨起義”，打得半島政府軍節節敗退，被迫向“宗主國”——清朝乞援。
這時，倭國見機行事，認為其發動戰爭的時機已至，於是向清廷表示“貴政府何不速代韓戡?……我政府必無他意。”就這樣，倭國透過“空口說白話”，成功誘使清朝出兵半島鎮壓起義。於是，清朝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淮軍2000人，於6月6日後數日，分兩批在半島的牙山登陸，準備鎮壓起義。
同時，根據西元1885年《中日天津條約》通知了倭國。同年6月10日，半島政府和起義軍達成了全州和議，清軍還未經戰鬥，那起義就平息下去了。
同年的6月25日，原定計劃的第三批清軍在牙山登陸，使得這時駐半島清軍總數達到了2465人規模。
當時，倭國首相伊藤博文的內閣正面臨議會的不信任案彈劾，在半島向清朝乞援的同時，倭國透過其駐半島公使館探知清廷將要出半島鮮的訊息後，便他如同抓住了”命稻草”，全力著手挑起這場侵略戰爭。
西元1894年6月2日，伊藤內閣決議出兵半島。到了6月5日，倭國立即設立有參謀總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海軍軍令部長等參加的“大本營”，作為指揮此次“侵略戰爭”的“最高軍事指揮機關。
同年6月9日，倭國派先遣隊400多人，在駐半島公使大鳥圭介的率領下，以《濟物浦條約》規定之“倭國有權保護使館和僑民”為藉口，進入半島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同時根據《中日天津條約》知照清朝，其後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進駐“漢城”（首爾）。
在倭國先遣隊出發前，倭國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訓令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得施行認為適當之“臨機處分”。“全州和議”達成以後，半島政府要求中日兩國撤兵，大鳥圭介開始和清廷駐朝大臣袁世凱進行撤兵談判。
大鳥雖口頭上答應撤兵，甚至就要達成書面協議，但倭國政府一方面電令大鳥拒絕達成共同撤兵協議，另一方面則在6月15日丟擲“中日兩國共同協助朝鮮改革內政”的方案，從而使共同撤兵協議一筆勾銷。
此後，倭國開始不斷增兵，6月16日大島義昌少將率領“混成旅團”第一批部隊在半島的仁川登陸，到了6月28日“混成旅團”第二批部隊登陸時，使侵朝倭軍達到了8000餘人，比駐朝清軍總數還佔了佔絕對優勢。
而清廷決策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則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鮮增援軍隊，又未按袁世凱、聶士成等人的建議由清軍先撤兵，最終給了倭人以“可乘之機”，於是毫不猶豫挑起了彼此武裝衝突。
倭國之所以提出“共同改革朝鮮案”，其目的是一方面使自己的軍隊以“協助朝鮮改革內政”為名賴在半島不走，令一面又拖住了“駐朝清軍”，完全是為發動戰爭而採取的“挑釁手段”，而且還是蓄謀已久運籌帷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