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崇禎帝決定再撥款50萬兩銀子給徐光啟大鍊鋼鐵與熬製硝石，目的就是儘快建立軍工體系。
“徐大尚書，快起來吧！皇上已答應給你撥鉅款了！你就放心地去折騰得嘞！哈哈。”朱由校見狀道。
“呃……多謝皇上大恩！多謝王爺鼓勵！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王爺千歲千歲千千歲！”徐光啟叩頭道。
“好了好了，快起來吧。你還要陪朕一起去前方靶場，親自查驗炮擊效果如何呢？”崇禎帝朱由檢道。
“微臣遵旨！皇上請！王爺請！”徐光啟得令後一骨碌爬起來，撣了撣身上的灰塵笑道：“還請皇上與王爺上馬，也好跑得快一些，畢竟這款‘線膛炮’射程較遠，若將炮管再加長兩尺，或許真能打到十里之外！”
“噢？真的假的？若果真如此！你徐光啟就是我‘大明朝第一大功臣’啊！哈哈。”崇禎帝爽朗地笑起來。
其實，歷史發展到明朝晚期時，民間使用的“瓶爐”體形卻比“官爐”更大，且通常情況下一晝夜可出鐵3600斤，最高時可日產生鐵6000斤，因民間鍊鐵已使用“活塞式鼓風機”，結構功能與近代鼓風裝置一致。
而同時期的歐洲在這方面的技術還遠遠落後於明朝，比較簡陋的三角形木風箱則是到了西元16世紀才發明，長方形木風箱還要在這之後，至於用活塞推動和壓縮空氣的鼓風機，則是西元18世紀後期的事了。
明朝時期，工匠們發明的“生熟鐵串聯冶煉工藝”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與此同時，用“石炭”（煤炭）冶鐵也有了更大程度的推廣，因為當時成書的《天工開物》就對此就有記載，說明這項技術已比較成熟。
宋應星在自己寫的《天工開物》一書中說：“凡爐中熾鐵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證明當時用來鍊鐵的燃料中，煤炭佔了七成，木炭佔三成，因為煤炭的燃燒值更大，相同條件下燃燒時溫度更高。
“土高爐”也有了重大改進，已能把“冶鐵爐”與“炒鐵爐”串聯使用。比如，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說：“凡鐵爐用鹽和泥造成，出爐未炒為生鐵……熔流時又作方塘留之，灑幹泥灰而持柳棍疾攪，則熟矣。”
這種冶鐵技術減少了在“炒煉熟鐵”時的“再熔化”過程，縮短了“炒煉熟鐵”時間，降低了生產成本，是古代冶鐵史上的一項重要成就。此外，明朝時期發明的“蘇鋼”冶煉法，是唐宋以來“灌鋼冶煉”技術的新發展。
後世有“冶煉專家”周志宏曾說過：“蘇鋼冶煉法，在國外還沒有類似的發明，顯然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創造性的發明……整個過程都適合現代工業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堝而創造出一種“淋鐵氧化”的方法，卻能使渣、鐵分開，成為比較純的工具用鋼。這是中國古代先進鍊鋼工人的智慧結晶！”這永遠值得後人敬佩！
另外，“生鐵淋口”技術，也是明朝時期的一項獨特創造 ，因為楊寬在《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中說：“更值得重視的就是在明朝工匠在鍛制工具和兵器的鋒刃時，廣泛採用“生鐵淋口”的方法，使鋒刃具有鋼鐵組織的表面層。”此方法能極大程度增強兵器的硬度與韌性，使刀劍級鋒利無比，又不易脆口和折斷。
而採用“生鐵淋口”技術，能使原來以“熟鐵”或“低碳鋼”為本體的生產工具表面生成一層一定厚度的“擦生層”，包括“滲碳層”和“生鐵熔覆層”，並達到表面堅硬，而內部柔韌和耐磨耐用的要求，產生質的飛躍。
明朝初期，工匠用“生鐵淋灌”被夾緊的若干熟鐵薄片的方法，比南宋以前用“生鐵淋灌盤繞”的“熟鐵條”方法更進一步。到了明朝後期，“蘇鋼冶煉法”……又前進了一步，這對改進生產工具的效能起了很大作用。
《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一書中有說：“明代的鍊鋼技術在在當時世界上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在歐洲，直至西元18世紀才發明把熟鐵和生鐵放在坩堝中鍊鋼的方法。”可見，徐光啟等人自信能煉出好鋼鐵。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很重視“火藥武器”發展，因為“彌勒降世，明王出世”的民間諺語讓朱元璋過度自信，認為自己能從社會最底層的“窮和尚”與“叫花子”一躍而成為“人間帝王”，絕非偶然，須得掌握最強大力量！
而“火器武器”無疑是個最“神秘”也最有“說服力”的東西，於是便每年撥款來大力研發“火藥武器”技術。
當時，蒙古人被朱元璋派兵趕到草原去了，整個天下也沒幾個人是他的對手，於是很快就平定天下，使社會經濟開始復甦和繁榮，百廢俱興。這一時期，鋼鐵冶煉業取得進步，手工業發達，對外交流拓展。
不過，隨著元末明初時，日本海盜屢次進犯明朝東南沿海，而與之交戰時使用最多的還是“火器”，不得不讓朱元璋下大力氣發展“火器”，故極大推動了軍工產業的發展，為“火器”技術的進步創造了良好條件。
要製造“火器”肯定離不開“火藥”。而明朝的“火藥”品種非常豐富，“軍用火藥”品種及實際配方達90種。相對於宋元時期，明朝火藥成分配置更加合理，質量提高了，燃燒效能和爆炸威力等也達到了較高水平。
從明代兵書和史籍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匠人對“火藥配方”的認識和配製技術，與過往朝代相比，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武備志·制火器法》中詳細記載了各種爆炸火藥、噴射火藥等“火藥”品種的配方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