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屬下的人封官，謀劃未來的佈局，跟大欽茂商議海貿的細節等等。一天忙下來，方重勇感覺頭都是大的。
入夜之後，他一個人待在登州府衙的某個客房內，思索著擁戴永王李璘上位的利弊。
燭火搖曳著，牆上倒映著方重勇的影子，也隨風飄動。
擁立李璘上位好處是很多的，最大的一點，就是“借殼上市”，極大降低了風險。
李唐開國百五十年，留下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神話故事。無論是權貴還是百姓，心裡都有幻想大唐能重回顛峰。這個時候若是有人站出來稱帝，後果會很嚴重。
容易被各路神仙集火。
就算是方重勇本人，也從來都是打造的自己“忠臣”人設，從未提過要稱帝這樣的事情。
有李璘這把傘，就能在雨中站住腳了。
只不過，這樣的代價是什麼呢？
其實，對於未來路線如何，無論是學曹操也好，學趙匡胤也罷，都已經給方重勇指明瞭路。
套路俗氣歸俗氣，但是絕對好用，可操作性極強。
但是這解決不了方重勇心中的難題。
他擔心的也不是自己最後能不能贏。
贏是一定能贏的，只是最後的結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種“贏”，就很難說了。
帝王將相們有時候看似贏了，其實不過是世家推舉到前臺的一個提線木偶而已。
看似大權在握，實則國家根基被掏空。
盛唐的消沉，在方重勇看來是一種必然。如果刨除基哥胡亂作為，官員與皇子們出昏招等因素，那麼盛唐或許還可以多延續十年。
之後，也一定會開始自下而上的消解，這個過程會緩慢而堅定。
而盛唐所面臨的真正問題，一直從中唐到晚清乃至民國，都沒有徹底解決。
這個問題，屬於是聰明人看到了做不到，普通人根本連看都看不到。
方重勇感覺到很孤獨，他身邊連商議的人都沒有，說出來了別人也不懂。
盛唐之前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一切都圍繞著農業展開。對於農業來說，耕地是現成的，人口，才是一切。
以糧食為統計標準，國家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很容易計算出境內有多少人，大體上有多少產出，需要收多少稅維持上層建築。
農業稅就是一切。
換言之，單位人口的農業產出，是立國的基礎。而手工業乃至工商業，都是附屬的，可以抓大放小。
並且，農業社會的治理成本很低，人口流動性不強，每個人的都是“有產者”。
因為哪怕某個人耕的田是別人的，他也依舊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
但是到了盛唐，情況卻發生了改變。長期的和平與日積月累，讓商品經濟得到了極大發展，已經到了統治者不能忽視的地步。
簡而言之，社會整體層面的糧食已經有富餘，可以養出相對規模較大的工商業了。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興，這本是社會向上發展的關鍵時期。
這時候，用農業社會的模式，來計算經濟產出的辦法已經不靈了。國家用收農業稅的辦法，解決不了新出現的商品經濟問題。
大唐無論是貨幣，還是稅收，都已經嚴重落後於經濟模式的改變。
舉例而言：洛陽城內織造的絹帛，質地優良者，或許一匹布就可以換一頭牛，或者幾石糧食。
而織造它們的人，都是“無產者”，沒有被束縛在田畝之中，也無法衡量他們產出多少米糧。
因為這時候價格體系已經出現了嚴重的扭曲，官府對這些經濟現象失去了掌控。
甚至無法正確認識！
應該怎樣引導這些手工業作坊，應該怎麼收稅，怎麼管理，怎麼平衡這些手工業與商業等“副業”，與農耕的關係？
一匹質地優良的布，與足以養活普通一家老小一年的糧食，在商品交易時是等價的，但它們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就真能等價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