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個時空裡東林書院是萬曆二十三年時顧憲成所建，但現在因林延潮所影響，提前建立。
比數年後不同，首倡東林書院的只有顧憲成，高攀龍二人，就是萬曆十八年這個看起來普通其實不普通的年份，林延潮與顧憲成一個在南，一個在更南的地方同時辦起了書院，這也是被後世二人的政敵抨擊為‘清議不出於廟堂，而出自於士人的開始’。
不過這話倒是冤枉林延潮，林延潮辦書院可是從來沒有在書院議政，針砭時弊。
反而是顧憲成才是幹這一行的。
東林書院有兩大宗旨，一是恢復理學正宗，尊朱子之學。顧憲成認為王學，林學都是末流之學，他批評心學太重於悟，不重於體修，批評林學太過於功利，高明者聞之尚可，卻不為讀書人正心之用，始入之門。
當然顧憲成的話也是很有見地，受到他影響出自東林書院的學生都有一等觀念，認為王學林學都是敗壞了世道人心，不是為了正宗儒者所取。當然作為名儒顧憲成也不是洗腦式教育法，書院的學生也偶爾學習王學，林學，但學來都是用作批判的。
第二宗旨就是言政，顧憲成，顧允成都是學從自名儒薛應旗。
薛應旗的學問絕對是那個時代的大儒，他少年時學王學，但到了老年時又覺得唯有程朱理學才是大道所在，故而又回到了理學的隊伍。
他對於顧憲成，顧允成二人影響很大，特別是他所提的‘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為盛也。’
這句話到了顧憲成手上就發展成為‘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句話的言下之意，就是東林書院的學生既要關心於讀書事，家事，也要放眼天下關心國家政事，天下政事。
顧憲成主導東林書院後，提倡書院弟子會友，同時主張講會，東林書院的講會什麼人都可以來參加。
林延潮的鰲峰書院講會，主要是提一個命題，讓學生分為兩方彼此辯論，讓學生明白什麼是惟一之法。
但東林書院的講會除了探討精義，就是言政了。
比如在鰲峰書院講會時，有時候書院弟子明明是持贊同儒家的主張，但經常卻被抽到法家，不得不為辯方為法家辯護。
但東林書院卻不同，顧憲成主張讀書人口頭即是躬踐，主張言行一致。你在講會上說了什麼，將來做事為人也要從你說得上面去做。
同時顧憲成，高攀龍他們也經常到講會上主講，告訴於學生他們的主張，他們的政見。
當然顧憲成，高攀龍甚至趙南星的政見都差不多，總而言之就是官場鬥爭派。
什麼是官場鬥爭派？就是將官員都劃分成小人，君子兩類，君子之間意氣相投，互相扶持，同時認為朝堂上的積弊都是吏治敗壞所致，必須在選拔官員把關做好。
只要朝堂上都是正人君子，而小人們統統滾蛋，如此就能革除時弊，政治自然而然就變得清明起來。
同時作為官員要極力規勸天子，以正君道，就算被罷官了也沒什麼，天下的讀書人都會站在你這一邊的。
這一說法得到了很多讀書人的認同，因為這樣的思維也很簡單，讀書人不用太瞭解什麼國家政治上的事，但官員的好壞賢明他們還分不清嗎？
有道德的人就是好官。
什麼是有道德，居官清廉，能諫皇帝，敢懟大臣就是好官。故而明末政治作秀的官員頻出不是沒有道理的。
至於林學那一套以政績論官員的，當然是歪門邪道。
如此東林書院，鰲峰書院就各代表了林延潮，顧憲成二人不同主張，培養出的學生也是截然不同。
顧憲成更在乎於讓天下的讀書人都可以支援自己政治主張，而林延潮則是更在乎讀書人們能夠接受他的學說，以經義啟民智，才能以經義定國策。
而於此同時一道聖旨也抵至侯官。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