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汪可受說完，然後主客司郎中董嗣成，也是表示支援。
林延潮呷了一口茶，這張璁諡號的事雖然小，但對於自己卻很關鍵，這關係到變法派是否能在朝堂上站穩腳跟的問題。
如果自己在禮部侍郎任上連張璁的諡號都保不住，將來還提什麼為張居正恢復諡號，恢復名位的事。
當年張居正託付給自己的事，自己口上沒有答允，但心底一直都記著。
但見汪可受道：“依諡法，寵祿光大曰榮，此乃下諡也。得之者類非名碩。聖上初登極時，前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袁宗皋，即諡號榮襄。此舉是因他初為王府長史，後因從龍之功位列部閣，在位不過數月的緣故。而張永嘉在朝為相多年，其功勞遠勝袁公，諡號首字豈能為榮字。”
頓了頓汪可受又道：“至於文榮也是不妥。當年袁元峰（袁煒）以青詞受知於天子，位在於徐文貞上。袁以少傅戶書。建極殿大學士得請，歿贈太傅，諡號就是文榮。當年袁公之諡出於徐文貞所定，徐文貞與袁公不和，故而以下諡與之，諸位以為張永嘉不如袁公否？”
聽汪可受之言，禮部眾官員不由將張璁與袁煒比較起來。
袁煒就是青詞宰相，張璁以大禮儀出身，兩個人都是靠著巴結嘉靖皇帝上位的。
但同樣是巴結，論對於國家社稷的功績，袁煒給張璁提鞋都不配。
論功績，明朝的宰相之中，張璁是可以與張居正一較長短的，而且兩人的諡號也都是文忠。
所以有人拿二人相提並論，評價說張璁其人險，張居正暴，都是剛愎自用，對於異己，百般排擠，所以說兩個人都不是端人，更談不上純臣。
但張居正修世宗實錄時，對於張璁極力推崇，張璁當年從宰相位子上下來回鄉時，滿朝的官員都很討厭他，但他上疏給天子說，雖然百官都說我的不是，但是從沒有人敢說我張璁貪汙半字。
董嗣成贊成道：“張永嘉居朝十載，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蔭一子侄，始終以清廉自守。如此官員，豈是阿上為己之輩，僅憑這清廉二字也不能與袁公並列。”
眾官員們都是點頭，別說將張璁諡為‘榮某’，就是‘文榮’，僅憑這身居宰相之位，為官清廉成這個樣子，也不可用下諡。
這時候林延潮道：“我禮部給官員議諡，根據在哪裡？上意？眾論？韓侂冑被宋人所殺，函首於金，滿朝文武都視韓侂冑為大奸，反倒是金國厚葬了韓侂冑，並稱其‘忠於謀國，謬於謀身’，諡其為‘忠謬’，其諡公允否？”
“本部堂以為對於官員議諡，當有定見，不可為外因所奪。事事朝令夕改，要我等禮卿何用？”
聽了林延潮一席話，就是定了調子了。
天子下旨禮部重議張璁諡號，在林延潮推動下就是如此原封不動的頂了回去。
在林延潮授意下，如葉向高，李廷機也是上疏支援。
同時禮部下的天理報也是發表了一篇文章與都察院的皇明時報打對臺。
若再加上之前就已經發文支援張璁的翰林院的‘新民報’。
在輿論力量上，頓時形成了二打一的局面。
因為三份官報，同時提及了張璁議諡之事，以及林延潮主持下禮部強硬的態度，甚至敢於駁斥天子的聖旨，一時之間成為了官員士子樂議之事。
對於張璁的褒貶，不免引申至張居正新政，又從張居正新政，發展到對於變法一場爭議。
三份官報裡都有文章大家，雖說彼此罵戰，但還是寫了不少有真知灼見的文章。
其中翰林院的孫承宗，方從哲都因文章展露頭角。
對於這些通政司，內閣，天子也是抱著聽之任之的態度，讓下面的讀書人去議論。
特別是天子，聖旨被駁回雖在明朝不是一件稀罕事，但對於向來說一不二的當今天子而言，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聖旨被禮部駁回後，天子卻沒有再下旨令禮部再議。
如此在這場議論中，張璁諡號的事就如此不了了之，過了不久，朝堂之上又被更重要的事情蓋過。
而對於張璁的爭論，大部分人都已是忘之腦後。
但有識之士會看到，在這場爭論浪潮退去後，林延潮為自己的永嘉學派守住了最後一個山頭，即便是風雨最猛烈之時，也不曾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