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無禁止則既可為，這一個信條讓漢家在前期的黃老政治家們發揮到了極致，但是這一條法家思想在眾多方面都和儒家對立，但是十分符合現今漢室的情況，所以跟約法三章一樣，這是漢室的立國之本。
而整個儒家的主張歷史退化論，即由古至今是一個從大同到小康的發展程序，通俗來講就是社會發展越來越爛，所以儒家崇尚上古三代的大同社會，認為要“法先王”，這是一種有限的歷史退化論；法家則主張歷史進化論。
儒家是性善論者，法家則是性惡論者。儒家申說仁愛，反對戰爭，傳承詩書禮樂；法家則認為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和非兵，羞戰是六種損害國家的害蟲，稱之為“六蝨”，商君就曾“燔詩書而明法令”。
儒家主張君子治國和賢人政治；法家則認為要以文法吏治國，將學者、言古者、帶劍者、患御者以及商工之民是五類社會蛀蟲，稱之為“五蠹”。
對於君主的權力，孟子主張“民貴君輕”，而李斯則說：“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是典型的君主專制主義。
儒家富有宗法精神，特別重視家族倫理，講求“以孝治天下”。
曾經有一個人對孔子說，他們那裡的人特別正直，父親偷了羊，兒子能夠大義滅親出來指證父親的盜竊行為。孔子聽後就很不以為然地說，我們這裡的人對正直有不同的理解，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孔子顯然認為對於父母的錯誤，子女應該諱而不言，但法家就不一樣了，法家認為應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既不考慮宗法，也不考慮身份，一切均以法律為準繩。
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
商君將歷史分為上世、中世和下世三個階段。在上世即遠古氏族時代，氏族成員之間骨肉同胞、友好親近的關係是當時維繫社會生存發展最基本的力量，報團取暖是其顯著特徵，但友好親近的背後又都各懷私心。隨著社會發展進化到中世的時候，競爭開始出現，賢明的人會在競爭中勝出，這時也就有人出來申說仁愛以緩和社會矛盾，維繫社會和諧。到了商鞅生活的下世時，社會已經從小型簡單發展到大型複雜了，要管理和統治這樣的社會，必須依靠高階的政治組織即官僚政治制度，依靠行政手段和官僚制度才能有效統治這個複雜多變的國家或社會。
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韓非子·五蠹》
韓非子也將歷史分為上古、中世和當今三個階段，與商鞅異曲同工、不謀而合。韓非子認為在較為原始的社會中，依靠民俗和道德就足以維繫社會的穩定發展。中世的時候，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開始依 靠智謀互相爭鬥。到了韓非子生活的年代，政 *治 *暴 *力即國家機器成了維持社會生活有序發展的支柱。
法家主張法治，其理論基礎便是歷史進化論。法家認為當今處於一個大型的複雜社會，運用古老的道德或者禮樂都不足以統治這個社會，必須因時制變，而不能以先王之道治當今之天下。
法家學說的另一大特點就是主張性惡論，正因為人性是惡的，所以才需要依靠法來統治和規範，亦如郭沫若所說，韓非是把一切人都看成壞蛋的，所謂“民性善亂”、“吏欲為奸”是也。他們認為不管是官員還是老百姓，一有機會便會作奸犯科，違反法律。
法家的性惡論在一定程度與荀子的觀點是相通的，但荀子從性惡推出要用禮樂教化百姓，用制度來規範行為，而法家則由性惡直接推出法治，甚至於用嚴刑峻法來使人感到畏懼，靠人們內心對刑法的恐懼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
法家對性惡論的闡釋非常徹底，甚至是帶著陰暗冷酷的眼光來看待人世。
在儒家看來，父母和子女的親情是人世間最美好、最穩固、最無私的關係，彼此之間盪漾著無限的溫情與暖意。然而在法家眼中卻不是這樣的，他們認為即使關係如父子、夫妻和兄弟那樣親密，其中依然存在著利害和計算，都存在著利益權衡和勾心鬥角。
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韓非子·六反》
韓非子說，父母對於生男孩就會高興得拍手相賀，對於生女孩則恨不得將其殺死，遺棄女嬰現象後世至今還時有發生，這是為什麼呢？
這其中就充滿了經濟利益的計算和考量，用農村的話說，生女孩就是“賠錢貨”，女孩一旦養大成人便要出嫁到別家去，還要搭上一筆嫁妝；生男孩則不同，男孩是家庭勞動力的充分保障。
事實上，在後世的中國農村，重男輕女的思想還不同程度地存在，養兒防老的觀念還深植在許多人的心中。所以韓非子就得出一個結論，父母和子女之間尚且存在著這樣的利益計算，更何況是君主和臣民之間呢。
韓非子確實用異常冷酷的視角揭示了親情沙漠中人性最醜惡的一角。我們不能否認生活存在這種現象，畢竟電視上也經常出現父母與子女打官司爭財產的事件。
法家認為對於君主來說，應該充分認識到人性惡的一面，父子、夫妻都不可靠，都有可能成為敵人。先秦有句俗語說：“其母好者其子抱”。也就是說，如果母親長得漂亮，那麼她的兒子就會被父親另眼相待，就有可能被立為太子，繼承大位。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韓非子分析人性認為，男人到了五十歲好色之心仍然不減，而女人卻紅顏易老，過了三十歲就美貌不再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新的年輕女子贏得了君王的寵愛，那麼原來太子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所以對於太子和他的母親來說，從理性算計的角度出發，最有利於自己的生存策略便是把他們的父親/丈夫殺死。
這就是韓非子對人性醜陋赤裸裸的描述，他甚至更進一步，將這個故事設想的更加完備。對於太子母親來說，殺死丈夫對她來說沒有任何損失。兒子做了國君，她反而可以安富尊榮，甚至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完全可以像秦始皇的母親趙姬那樣找幾個情人來滿足自己的慾望。韓非子對人性的闡釋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令君主後背發涼，引人深思。
所以，法家認為人是不可靠的，法才是可靠的，性惡論是法治思想的又一理論基礎。在西方，柏拉圖早年寫理想國的時候，還有著賢人治國的理念，期待出現一位哲人王，等到他晚年寫法律篇的時候，人生的閱歷讓他寫下了這樣一句話：“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與自私”。
後世現代法治也是以性惡論為基礎的，正如漢密爾頓所說的：“我們應該假定每個人都是會毫無道德的癟三，他的每一個行為，除了私利，別無目的。”
法治乃至於任何一條法律的理論前提都是人性本惡，就是假定人在不受約束、不收監督的情況下可能會作惡。在法治的闡釋者和建設者看來，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當代社會，為了防止統治者濫用權力，實行民主和法治，促進權力的制衡和分立，監督每一個行使公權力的人，防止權力濫用。
所以劉詢明白，一個帝國舊貌換新顏，就是需要法家簡單粗暴處理方法，兩百年前的秦國就親身體驗過。
秦國能在戰國後期一統天下，完全得益於商君變法。商君變法之後，秦國煥發出不一樣的戰鬥力，奮七世君王努力，不停的東出西拓，到秦始皇嬴政時徹底一統天下，而當時其餘六國也在瘋狂變法，但是無一例外沒有儒傢什麼事！
禮樂道德固然重要，但是又有多少人借道德之名行齷鹺之事，儒家思想的開始就是封建歷史怪圈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