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承秦制，漢室官員數量雖然少於先秦，但是能將自己的觸角延伸到鄉亭一級。
而之前交給霍光改革的官制，也在穩步前進中，化鄉為鎮，化亭為村，雖然只是名字上的改變，但是為不久以後即將來臨的考舉，騰出許多位置。
而眾多的官員數量，可以保證劉詢的下一部計劃可以實施下去。
齊民編戶國家把農民編成戶籍，作為徵收賦稅徭役的根據。
賦稅主要向四民收取，四民的賦稅有四項：一是田租，也就是土地稅;二是算賦和口賦(人頭稅，大人收算賦，小孩受口賦，相對低一點;三是徭役;四是兵役。漢初統治者吸取秦亡教訓，輕徭薄賦，但是漢室田租輕而人頭稅重。
漢高祖實行十五稅一，太宗孝文皇帝時實行三十稅一，也才有了比較清明的文景之治，到了劉詢時也恢復到了三十一稅。
目前，能有效解決一條鞭法的漏洞，就是將全天下的田畝，都按照下田的稅款進行對百姓的收稅，以貨幣稅代替實物稅，結束了歷代以來以鎮守實物為主的國家稅收方式，廢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農民人身自由的賦役制度，使人身依附關係有所鬆弛;以資產計稅為主代替原來以人頭為主的稅收制度，有利於稅賦的合理分擔。
但是又衍生了一個問題，漢室的銅產量不夠，沒有足夠的五銖錢，供全民使用，這也就是傳說中的銅貴糧賤！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將南方的蟻鼻錢和環錢，以及北方的布比、刀幣等銅錢，統一回收重新鑄造圓形方孔的銅錢。
這裡中國人一直有一個誤區，認為方孔圓形錢，代表的是天圓地方，其實因為方孔錢比較好固定，所以形成了方孔圓形錢。不過秦朝的秦半兩雖然有其優勢，但作為交易貨幣還是有點重。
秦半兩錢大小輕重不一，錢徑一般3.23.4厘米，重8克左右。到了漢代，逐漸形成五銖錢，重量在3.54克左右，錢直徑2.5厘米左右。
此後中國的貨幣大體是按照汗五銖錢的大小和重量製造的，此一形制和制度一樣延續了後世兩千年之久。
漢朝實施的貨幣制度是五銖錢，一直都很穩定，所以漢朝的穀物價格也就比較穩定。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提到了一般情況下當時穀物的價格：“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一石穀物的在30錢和80錢之間浮動，是比較理想的價格。
如果社會比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穀物的價格一般在三十錢左右，《後漢書·劉虞傳》記載：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谷石三十。劉虞在幽州的時候，穀物一石三十錢，這在當時是比較好的。如果連年豐收，穀物的價格還會下降，比如在西漢漢宣帝的時候，穀物一石最低只有5錢。《漢書·漢宣帝本紀》比年豐，谷石五錢。
但是如果遇到災荒年，那穀物的價格變動就會很嚴重的了，有時候達到穀物一石几百千，甚至上萬錢。
《漢書·食貨志》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谷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
《漢書·馮奉世傳》：是時，歲比不登，京師谷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後漢書·龐參》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谷石萬餘。《後漢書·董卓傳》：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谷石數萬。
從穀物的價格變化，就可以很好的分析出當時社會的整體情況。
後世漢元帝的時候，當時因為水災，所以穀物一石達到三百錢，比平時貴了十倍。
馮奉世也是生活在漢元帝時期，只是具體化了當時穀物不同地區的價格。
再往後龐參生活在東漢安帝時候，當時因為羌亂和糧食產量減少，穀物一石上萬錢，這已經是非常嚴重了。
唯一超過這種極端情況的就只有董卓時期了，當時董卓廢除了五銖錢，鑄造了很多小錢。直接導致了五銖錢的崩潰，穀物一石數萬錢，再加上戰亂，老百姓的日子真的沒法過了。
所以建立義倉是很有必要的，想到這裡劉詢開口向左右說道：“來人，去請丞相，御史大夫，少府覲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