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換衣服時碰到了房東老太太在後花園裡享受陽光，我走過去跟她打招呼，那是位五六十歲的夫人，叫杜麗斯，不過她還有個稱呼叫“安德烈”，那是她前夫的名字。
據說二十多年前，身為記者的安德烈去了趟南美洲出差，在那裡他遇見一個女孩兒，發生了關係。回到倫敦後，安德烈本想瞞住這件事情，可比二十九歲的安德烈小十歲的女孩兒並不願意做一個秘密情人，更何況她懷了孩子，於是三番五次的打電話要求他離婚。那段時間裡，年輕的安德烈事業正處於鼎盛時期，他的文章經常登在《紐約客》《泰晤士報》等國際知名報刊上。女孩從沒想過後果，直到出軌的事情被爆出，離婚的訊息被捅出，她才後悔，而兩個人只能捆在一起行走之後的路。
杜麗斯夫人比安德烈小几個月，卻擁有比他更多的成熟與遠慮。在事業鼎盛時期的這一年半里，安德烈只在家待過十天，其餘的時間裡都在滿世界的跑新聞、寫文章、採訪。杜麗斯夫人知道他的心太浪，收不回來了，而渴望擁有安穩生活的她在有了南美情緣這件事情後，即便痛著心也只能選擇離婚。
就這樣，一段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感情，一共二十五年又三個月的光陰，終於落下了帷幕。
二婚之後，安德烈的記者身份似乎總是遭到同行們的排擠，《紐約客》也鮮少再向他發出邀請，安德烈只好選擇成為一名作家，分享他在滿世界跑新聞時的所見所聞，併為一些旅行雜誌寫遊記與介紹。
青山未改，綠水依舊在流，恍惚之間又過去了二十五年的光陰。
五十多歲的杜麗斯夫人患了眼疾，看東西總是模模糊糊，住在樓下的她每半個月都會來敲一次我的門，然後遞上一封信，讓我讀給她聽。
就像此刻，坐在花園裡，我會為她倒上一杯開水，然後坐在她的旁邊，替她念起安德烈先生寄來的信。
杜麗斯夫人說，她們早年斷了聯絡，直到去年安德烈生了病，久臥床中，慢慢開始透過寫信來與她恢復了聯絡。他時常提到年輕的時候兩人在法國和基輔的情景，可不論他怎麼說，杜麗斯太太都堅持沒回信。
唸完後，杜麗斯夫人總是會笑一笑，即便我提出幫她代寫，她也拒絕。
“夫人，這有什麼不可回的，他妻子都病逝了，您既然願意接受來信，說明您還在意他；您一直用安德烈自稱，那說明您還愛他，那你們大可重新在一起。”
我總會提出這個幼稚的想法來攛掇杜麗斯夫人。
而她總是搖搖頭，什麼都不肯解釋，接著將面前的開始喝完，平和的笑。
“Hua，你快好了嗎？”Jay過來看我，肯定是等煩了。
“馬上。”我回頭對他講。
“那我先走了，您要幫忙來找我。”我誠懇的講。
晚上我喝了不少Tequila，Jay送我回去的時候，我抱著他不肯放手，受傍晚時杜麗斯太太的影響，一路上我都在問他會不會一直愛我。
宿醉的下場就是第二天上課的時候，教授講的英文全變成了火星文，我左耳進右耳出，白無無的度過了一個上午。下課後愛麗絲及將自己的蜂蜜水拿給我喝，我摁了摁太陽穴緩解了十來分鐘，才離開教室。
“Hua，你該換種生活方式，少去酒吧。”愛麗絲語重心長的告訴我，教導我的樣子就像遠隔重洋的我的母親。
“親愛的，這世界上最吸引我的東西只有兩樣，一個是音樂，另一個是男人。”
下課後我獨自一個人走到了海德公園，走到腰痠腿痛再也走不動了，才想到打車過去。
海德公園很大，人群眾多，我坐在湖邊，地上的草已經發黃不見盎然生機，手機鈴聲響了，來電顯示是父親。我不想接，心煩之下直接將它調至關機扔在了一邊。
我只穿著件薄款的卡其色風衣，在夜晚來臨後，公園的風變的有些大，我冷的哆嗦，抱著自個兒雙臂狼狽的離開，躲進了附近的一家中餐館。
英國人對中餐並不怎麼熱愛，即便是飯點了，菜館裡也冷冷清清，還有亂飛的蒼蠅在餐桌上嗡嗡叫著。老闆娘垂頭喪氣的坐在收銀的櫃檯後，餐館裡沒有放歌，偶爾有幾個字母單調的徘徊在空氣之中。
我想吃沙茶麵，但這裡沒有，想吃蛤蜊，可是也沒有。只有小蝦和沒有蟹黃的螃蟹，無奈之下我點了份最簡單的蛋炒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