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子佩不可言說的青春充滿了不確定性，她覺得自己好像一隻小貓，可以去任何地方，但就是哪裡也不能去。她在電視臺本來是可以終生度過的——那裡雖然也有勾心鬥角，但是一次偶然現場報道帶來的人氣和名聲，足夠她這一生享用。但是懵懵懂懂之中，她離開了那個別人擠破頭都想要進去的地方，就在不解和幸災樂禍中昂首離開了。
在講述她的一切之前，應該首先指出她對自己故事的細節不感興趣；其次不標榜故事的真實，像前幾年那些領導潮流風頭正健的年輕導演們常乾的那樣。這兩點都基於她不可改變的身份——一個職業編劇。
虞子佩現在是以編造故事來賺錢的那種人，對這一套駕輕就熟。想想，一個故事怎麼能保證在二十集，900 分鐘的時間裡恰當地發生、發展、直至結束，有的故事要講很久，有的雖好卻很短小，而她必須要讓這些形態各異的故事具有統一性，而且在每個45分鐘之內都有所發展，出那麼幾件小事，隨著一個矛盾的解決又出現另一個矛盾，到一集結束時剛好留下一個懸念。如果這套戲準備要在曼谷電視臺的黃金檔播出，長度就要加長到三十集，因為他們的黃金檔不接受二十集的電視劇，而不在這個檔播出就不能掙到錢。所以她曾經接過一個活兒，把一個電視連續劇從二十集變成三十集。加一兩個人物是少不了的，男女主人公嘛，只能讓他們更多一點磨難，橫生一些枝節，多誤解一段時間。
她端起咖啡，說我說這些無聊的事兒是為了讓你明白，我討厭絲絲入扣地講一個曲折動人的故事，那是一種手藝活兒，稍有想象力的人透過訓練都能做到。當然這之間“好”與“不好”的差別就像“會”與“不會”那麼大，但手藝必竟是手藝。對面坐著一個她的崇拜者，看起來很有錢，但是很有錢的人往往很無趣。這個製片人一定要她見一見的朋友，並沒有絲毫改變她原有的想法——有了錢，就會失去一部分思想。
比如說吧，幾個月前我和朋友一起看一張叫作「五十七歲的房間」的電影小樣 ，初看起來這還是個不錯的電影，電影節的評委們也看出了這一點，給了它個什麼獎。問題是我們饒有興趣地看到一半，播放的碟片機壞了，我們氣急敗壞地對著那個機器加施了各種酷刑，它依然不肯就範，吱吱嘎嘎地響著就是不肯向前。最終眾人只得放棄，個個喪氣不已。為了安慰他們的好奇心，我以一個編劇的責任感為他們編造了後面的情節。幾個星期後，當時聽故事的人給我打電話，說電影的後半部分和你講得所差無幾，你肯定早就知道。我當然不知道，我不是說電影的故事是個俗套，而是說編劇的思路是可循的，如果你還湊巧認識這個編劇，對他的偏好略知一二，那就更好解釋了。對面的人只是點頭，很有禮貌，也很關注的表情，不想是裝出來的那種敷衍。
我現在想作的是忘掉手藝，忘掉可循的思路，尋找意義。但是說實話，這種手藝已經融入了我的生活，在不知不覺中甚至左右我的生活。曾經有人對我說：“我喜歡你。”我回答他說：“我還真不好意思說你說了一句蠢話。”我向你保證我不是真心想說這句話，他一說出上句話，我腦子裡馬上有了五六種可以表達各種情緒的對應臺詞。就著當時的氛圍我選擇了這句，因為這麼酸的一句臺詞後面應該解構一下。這些念頭都是一剎那產生的，等我看到那人臉上一臉尷尬，才知道自己選錯了臺詞——不符合我的人物性格。生活的真實性都值得懷疑，其他的就更別說了。
那人笑著點點頭，他覺得自己不是不想回答什麼，而是根本插不上嘴。正在他放下咖啡，準備說出自己一直想說的那句話時——他已經皺好了眉頭，這樣他看起來成熟多了。但就在這時，虞子佩搶先一步，又開始了她的滔滔不絕。
就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任何作品的真實性，一經描述真實就不再存在，努力再現了一種真實，卻可能忽略了另一面的真實，我們永遠只能從自己的角度談論世界，有的人站得高看到的角度多於其他人，但說到底，僅僅是這個差別。我討厭虛構，真實又不存在，但是我們依然寫作。在這真與假之間我希望能夠明析事物和事物間的關係，尋找思維的路徑，發現某種接近真相的東西。寫作對我便是這樣一個過程。
兩人初次幽會的時候，卡戴珊從手指上取下戒指扔進河裡。“幸福到來的時刻，”她對奧多姆說，“得給它加上一丁點兒輕微的苦澀：這樣就能記得更牢。因為人對不愉快的時刻比對愉快的時刻記得更長久……”
紐約長島人大衛·斯特恩在他那本關於神秘部族——總冠軍的書裡講到這個故事。
跟卡戴珊的觀點一樣，我傾向認為我們最愛的人是給我們痛苦最多的人。這是一種難得的天生稟賦，一種張弛有度的高技巧能力，因為太多的甜蜜讓人厭倦，太多的痛苦又引不起興趣，能使我們保持在這個欲罷不能的痛點上的人，我們會愛他最久。
愛眉說這是木星或者土星對我的壞影響——認為愛情是件哀傷的事是水瓶座的怪癖。
我生在冬天，太陽落在由土星統治的水瓶座。土星是陰性的，否定的星體，以不可動搖的絕對意志控制著它的王國。“像北方的冬天一樣冷酷無情。”我們分手的時候，莫仁這樣形容我。冷酷無情是水瓶座的惡劣名聲。
那人終於笑了。當一個女人談起星座的時候，對面即使是再蠢的男人也會生出一種智商上的優越感。他決定不再插話，等喝完手中的這半杯咖啡，就禮貌告辭。
莫仁是我做記者時認識的戀人，我們的故事就情節上來講沒什麼好說，它和其他的青春故事同出一轍，當然所有的此種故事都同出一轍——相愛和甜蜜，傷害和痛苦，還有分手。我們有過最純潔甜蜜的時光，而後的互相傷害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從而都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敢說，我們在相互傷害中達到的理解，比我們相親相愛時要多得多。
後來憑著水瓶座一絲不苟，拒絕託辭的態度，我試圖回憶起我們之間的本質衝突。我得說，的確是本質的衝突，而不是雞毛蒜皮的小事。
舉例子說吧。
在我們相親相愛的日子裡有一個週末，我們約定在大皇宮門口見面，約會是四天前定的，那時候電話和手機都還不普及。
到了那一天，俗話說的：天有不測風雲，外面狂風大作，暴雨突降，我躺在床上發著高燒，於是讓同租的女孩打電話到他租住的公寓的門房，留言說約會取消。但是，他還是去了。他在暴雨中等待，希望我如約前往，朦朧的雨霧中，他看見我裹著雨衣坐在大門前的石頭臺階上瑟瑟發抖，雨水順著頭髮流了滿臉，臉色蒼白如紙，他跑過來把我抱在懷裡，我向他微笑，滾燙的身體在他的手指下顫抖，然後就昏了過去……
——故事的後半部分沒有發生，因為當時我正躺在自己的被窩裡。這個景象是莫仁在給我的信中描述的，他告訴我這才是他夢想的戀人。我知道如果我能在這個故事裡死掉就更完美了，他會愛我一生一世，為我寫下無數感人肺腑的詩篇。我居然在能夠成就這種美麗的時候躺在被窩裡，讓他大為失望。
莫仁是個不可救藥的夢想家。他決不是分不清臆造的生活和現實之間的分歧，而是毫不猶豫地堅持現實是虛幻的，而且必須向他的頭腦中的生活妥協。
你愛一個人，或者討厭一個人可能是因為同樣的事。
就像我。
說起來，年輕真是無助，我和莫仁在完全沒有經驗，也沒有能力的時候接觸到了我們所不能掌握，無法理解的東西，唯一能夠幫助我們的只有本能。我的本能是離開他。
“我深深愛著的人，你得堅強，你得承受我能想象出的最大的苦難，你將會跟我一同死去。”——十九歲的瘋狂的莫仁。
分手是他提出的，讓他驚訝的是我同意了。於是他要求和好，我拒絕，再要求，再拒絕。在這一點上，我同意他的看法，我是個冷酷無情的人。他在以後的一年時間裡，嘗試了各種方法讓我回頭，他在我面前沉默地坐著，手裡點著一支菸。他說：“以前一直不懂人怎麼會依賴於一隻煙，現在明白了——在一個人感到孤單、痛苦的時候，手指上那一點點火光，很暖。”
他就讓那火光一直亮著，一直到現在他依然是個煙鬼。
那時他痛苦傷感的樣子完全難以讓我動心，我從中嗅出了某種故作姿態，矯揉造作的氣息，不快地察覺到他對自己那副痛苦的樣子十分著迷。我曾試圖使他注意到這個，笨拙地向他說起先天詩意和後天詩意的差別，我說後天詩意就是人類所謂那些：“今天的月亮真美”之類世俗準則化的詩意。人人都可以後天學習，努力標榜。我的這種說法使他非常憤怒，結結巴巴地對我說：“詩意，詩意都是人為的！你洗一件衣服的時候，那只是一件衣服，但是你想一想，這是你愛的人穿過的，上面有他的汗，有他的味道，那就完全不同了。這就是詩。”
他說的有一定道理，但我一生都將厭惡矯揉造作的痛苦，因為我和它總是來來回回地互相追逐，在錯綜複雜的人生迷宮裡迎面撞個滿懷。正如薩崗引用艾呂雅的詩句做為她小說的名字：“你好，憂愁！”我們每次碰面時都是這樣問候的。
很多年後，莫仁向我承認，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天性裡這些矯揉造作的東西時無地自容。——小托馬斯的母親死了，他在嚎啕大哭的同時對自己引發起的傷感場面感到非常帶勁。
“我臉‘騰’地紅了，把手裡的書扔出去老遠。毛姆這個尖刻的英國佬，活該死的時候身邊沒一個朋友！不過我一直熱愛他，他的書是我最經常從書架上拿下來讀的。”
關於莫仁其他令人髮指的討厭個性我還可以說出很多，但這掩蓋不了另一個確鑿的事實——他是最甜蜜溫柔的愛人。他有你想也想不出的溫柔，你花再大的力氣也模仿不來的溫柔，他的溫柔足以淹沒你的頭頂，窒息你對人類的興趣，截斷你和世界的聯絡，泯滅你的個性，讓你願意作他的氣泡，他淘氣的小貓，他紅翅膀的小鳥，你為自己不能這樣做而痛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