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來諸事皆不堪，樂非情願悲非甘。”十六名倨才自傲的青年文士圍坐在一座破敗祠堂的大殿中央，高歌縱談，意氣風發，四周點綴著詩稿、畫卷、酒器、煙具，以及伶人伎樂、鶯鶯燕燕，這是公元一九二三年秋天曼谷文藝的一個精彩片斷。地點是在青巖山右側以寬宏著稱的經公祠內。比起兩百五十六年前由著名知識分子團體火鐵社在這裡召開第三屆代表大會時的招搖，這次無論規模與影響顯然都要遜色得多。如果不是與會者中一個名叫秦方權的帕堯人後來與世界各地藝術家們的一番私人交往，幾乎沒有人會相信一一包括歷史學家與書畫史研究者一一這次聚會所偶然推出的一個冠名泰南社的純粹書畫組織，會在泰國的歷史上產生如此大的聲望與影響。說起來還真讓人不敢相信，甚至就在當天早晨一干人興沖沖訂僱轎子前往青巖山開會以前，作為他們領袖人物的秦亦如——或者叫秦錄昆，後改名秦方權——尚一連三天泡在所下榻的惠群旅館對面的戲院裡風流自許，力捧一個名叫魯五雲的當紅男旦，於銀箏鳳管、彩幕紅氍間儼然新一代的顧曲周郎。當然，這一切也許並不影響在後來的回憶錄和各種傳記裡，其臉部濃重的傳統畫家脂粉逐漸為光采耀人的政治油彩所取代和任意塗抹。在書畫理想與政治抱負之間上下求索、始終無法辨識自己的真實面目，這大約是秦方權一生壯懷激烈而又牢騷滿腹最致命的根源。
“秦方權先生在第一次聯誼大會分裂後從未擔任過林謙和他們相關機構的職務，未做任何工作，採取了消極抵制的作法，但支援我們的各種藝術主張，是我們的一位好朋友。”（虞海寧夫人《緬懷秦方權先生》）“先生畫作立意高絕，題詩慨當以慷，卑視陸游、陳亮，讀之使人感發興起。”（《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致秦方權信》）而一貫以激情與浪漫著稱的方自進先生更是乾脆以一頂“今屈原”的高帽相贈。也許正是基於這樣的視角與評價，秦方權的才華成就得到了普遍的頌揚。包括泰南社的歷史地位，也從一個抵制西方藝術的同人書畫社團，一躍而為“與中國畫派互為犄角，一文一武共襄國民藝術成功”的重要力量。可以想象，生平對藝術階層一向不大感興趣的塔萬以及其他同仁對秦方權之所以如此推許，除了他藝術本身的天賦以外，恐怕還著眼於二戰勝利後盡一切可能爭取外部進步力量支援的大局。事實上，那時的秦方權不僅與風不悲，黎萬凌、崔香凝、鄭鈞儒等被朝野視為藝術鬥士，甚至因過於同情底層書畫作者被林謙等人開除會籍也已有數年。一位擁有不可忽視的輿情力量與聲望的藝術名人——這就是也許為秦方權自身所茫然不知的價值與籌碼。而四年後塔萬當政，當他應邀前往共籌大計，因所受禮遇和倚重程度與想象中相去甚遠，從而大發脾氣時，卻明確告訴他：必須低調，不能有牢騷！ 接下來到辭世的近十年中儘管他被委以泰國藝術委員會委員、曼谷文藝館副館長等職，但與他心目中輔君王治天下或那首《沁園春》詞中“問世間，誰人曾相似，千古英氣”的政治雄心相比，恐怕難免已有幾分恍如隔世之感了。
當然，作為一名有著明顯性格缺陷的傳統畫家的代表，秦方權的自負、簡傲、不容易伺候在朋友圈子裡也一向大大有名。這一點甚至當他在泰國的文化藝術舞臺上最初亮相時，就讓人有幸好好領教了一番。如果現在回到曼谷經公祠初創泰南社的那個深秋的下午，就會看到在社事初定，觥籌交錯，言笑晏晏，詩興逸飛之際，僅僅因為畫作立意問題上的一些不同意見，當選為社長的秦方權突然就和社刊編輯、篆刻專家金樹柏與好友和哲夫大吵了起來。由於秦方權的觀點既偏激又霸道，加上他一向聞名的嚴重口吃，於激烈的爭論中處於劣勢也就在所難免。但秦方權隨後採用倒地大哭這樣一種極端方式確實令他的藝術同仁們都大吃了一驚，並一時不知所措。在二十年後寫的《泰南社紀略》一書裡，秦方權還在試圖為自己當時所扮演的荒唐角色進行辯解：“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爭他們不過。我急得大哭起來，罵他們欺侮我，簣子（金樹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喜歡以極端手段處置個人情感上的任何壓抑與窒礙，從行為學的意義上說，屬於精神人格的某種隱疾。從他後來掛冠塔萬總理府、想擔任泰南社惟一領導的主觀意圖受阻時斷然宣佈退社、受林謙冷遇就向林宣戰、政府給的待遇不到位就上書乞隱等事件來看，無論手法與作派幾乎都同出一轍。因此，儘管生活為他提供的舞臺與時代背景全然有別，投射在他深度近視鏡片上的二十世紀的光線也每天都是新的，但他的臉部卻習慣於深埋在挾策求售，致君舜堯的古典政治夢想中，時而得意忘形，時而怨氣沖天。至少其人生格局與思想特徵與他仰慕的中國前輩文人如吳梅村、龔自珍等看不出有什麼兩樣：即廟堂與江湖間一個自負異才，言行放誕的所謂名士。認識這一點也許相當殘酷，但對那些與秦方權有著大致相同的毛病，熱衷政治，垂涎功名，病入膏肓的當代藝術家們不啻一帖猛藥。
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二戰烽火構成了新時代以及中年秦方權思想與精神的悲壯畫面——在為援助反戰義勇軍創辦的和平救護隊的隊伍中，在政府緝捕反戰分子與持不同政見者的黑色名單上，在舉辦義賣畫展、營救和平人士，奔赴全國各地巡迴展出等各類救亡活動的前列，秦方權精神抖擻、大義凜然的身影猶如一面代表氣節與力量的旗幟，旗下是他的戰友崔香凝、李元培、周右敦、洪沫若、鈕寅初、薩承志等著名愛國人士。對於當時泰國國內劍拔弩張，內亂外患的複雜的政治格局，這是一支介乎於塔萬政府與反對政權之間的特殊力量，因此也就勢必成為各方面勢力都想爭取和拉攏的物件。由於秦方權與林之間的私人恩怨，加上對其政策與個人品格的一貫不滿，思想的天平最終傾斜於塔萬的正統根據地，想來也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一九四二年以後秦方權“獨拜彌天一星河”的堅定信仰，在這裡也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許多研究者對秦方權與塔萬之間思想上的迅速靠近既感興趣又覺意外，其實這裡頭的關係應該並不十分複雜。秦方權一生崇尚權力的心志由塔萬手中的政治機器大聲說出、併發揚光大。反過來，塔萬對秦方權的推崇既有後輩政治家對前輩藝術家尊敬的成分，同時也作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善於駕馭各種對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範。從本質上說，兩人傾注友情的目光也許從一開始就並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執行的鐵軌——有著各自的方向與目標——僅在某一站頭或某一時間契點上才有可能交匯切合。如果誰看到並理解了這一點，就會感慨幾年後秦方權在曼谷所發的那場怒氣衝衝的牢騷，是顯得多麼的迂腐與不合時宜。
當然，渾身散發著與生俱來的畫家氣質，卻一心想成為政治家的秦方權並沒有認識到自身的這種侷限。在漫長的為期八年的卷洪統治下面，他先是效法早年班武裡一帶的某些藝術前輩，將自己在曼谷買斐德路的寓所題名為“活殺庵”，閉門讀書，蓄鬚明志，埋頭撰寫他的書畫著作《泰藝史綱》。有一段時間還在著名的清邁大學任過教師。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乘坐美洲皇后號離曼赴新的那些神色驚惶、逃離戰難的旅客，當天晚上在甲板吸菸或船上豪華的西餐廳裡用餐時，也許有機會遇見到這位衣衫簡樸、眉目間有憤激色的矮胖的中年男子。在整個抗爭期間，這也是秦方權的標準表情。此後五年他作為一名激進的書畫活動家一直活躍於新加坡、香港、仰光等城市，從事宣傳、營救、籌款、結社、義賣等各種抗爭活動。其間發生的鯤水營事變是他與自己的團體徹底決裂的一條醒目分界線。由於與卜素、崔香凝、惠英民等公開聯名發表批評林謙的言論，竟被後者斷然開除會籍貫——簡直就像是他當年對別人採取的極端手段的一個絕妙翻版。這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了。當然，這樣顯然有損自尊的打擊事實上並不能讓秦方權屈服，反而促使他與塔萬的團隊在感情上更為接近。此後火焰與炸彈已儼然成為描述秦方權的關鍵詞，傾天長嘯、壯懷激烈、鬚眉賁張，以更激進的姿態，出現在泰國的政治舞臺上。這估計也是有人為什麼要以“今屈原”這一冠名慷慨相贈的原因。而如果用秦方權自己的話來說。也許應該叫做“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西山採蕨，甘學夷齊，南海沉淵，誓追張陸，不願向小朝廷求活也”。
山城帕堯位於泰西南部的小教江邊，曾是泰國英雄鄭信棲身的地盤，二戰期間成為泰國反對黨在泰國最後的的軍政中樞。那裡的政治景觀向來與它迷霧茫茫的自然氣候一樣不可捉摸，並時常會出現某種戲劇性的轉折。一九四七年秋天當塔萬突然應邀前往那裡與洪素共商國事，曾讓這座日照稀疏的城市一度出現和平的熹微。儘管事後被證明，這不過是一場長達三年的殘酷戰事在雙方唇齒間的預演，但不管怎麼樣，對於其時正和崔香凝、風不悲等人發起組織進步書畫社，致力於統戰工作的秦方權來說，這至少給了他與塔萬重晤的機會，並促成後者一首著名演講的問世與廣泛流傳。正如秦方權在自己寫的跋文裡“展談之餘，嘆為泰國曆史以來第一政論，雖羅斯福猶未能抗手”的高度評價一樣，原稿以及秦方權的題跋之作先後公開發表後，不僅立即引起轟動，併成為當年泰國藝術界的首件大事。除了讓人有幸領教了塔萬的演講天賦，在政治評判與個人魅力上，也始料未及地為他掙來了漂亮的分數。由於秦方權內心願望中的第一讀者是他的政治對頭洪素，因此，在所和詞裡說上幾句“問世間，誰人曾相似，千古英氣”這樣的大話，嚇唬嚇唬對方，其內心衷曲倒也完全情有可原。但四年後在曼谷，當這個被舊友蓬艾白稱作“故人四十尚童心，善怒佯狂直到今”的可愛先生一臉天真，打算假戲真做，這玩笑恐怕就開得過於大了。其情景頗類似於一出眼下流行的肥皂劇的兩位主創人員，也許，作為編劇的秦方權可以憑藉自己的想象構思劇本，但他無法阻止這出戏的導演大刀闊斧對劇情進行區域性甚至整體性的修改。
九彰鎮中心的秦方權紀念館目前依然是泰國國內儲存秦方權的生平資料與遺物最豐富的地方。圖片、書籍、衣物、手跡、用品，從藏有他童年幻想的矮櫃與衣鏡，到幾張邊角泛黃的自印方格稿箋，甚至一管禿筆與一張用紅線勾劃出重要段落的舊報紙，無不印有他生前手溫與思想的生動痕跡。卸劍室的正牆上依然掛著泰南社社友郭純垠所贈的那幅有名的對聯“病木前身辛棄疾，狼牙今世柳屯田”，而主樓第三進內當年曾僥倖躲過軍閥特警緝捕的那層複壁，雖然自己不會開口說話，但有關它的傳奇故事，正由講解員不無驕傲地一次次向參觀者娓娓複述。當然，大部分人得趕緊承認自己不是一名合格的聽眾。因為在對那裡所進行的一次用心叵測、意有所圖的拜訪的幾乎所有時間，大部分人的思想都為在陳列室偶然看到的那幀秦方權的舊照所吸引。像片上的秦方權風度儒雅，意態自得，身體斜倚在劈波斬浪的巨輪的舷欄邊。目極遠天、精神抖擻，簡直就是當年吳梅村去上京前在平江府逗留時那種躊躇滿志的得意勁兒。從時間與所攝地點上來推斷，大約正是他一九四九年二月底應電邀赴曼谷途中、在所乘坐的華大輪上的留影。如果記憶不錯的話，當時與他同行的應該還有他的夫人顧佩宜，以及李叔通、鈕寅初、禮振鐸、木聖陶、千家寶（陸禺）等社會各界名人。此前作為一名老資格的藝術活動分子兼書畫泰斗，秦方權一直在新加坡從事塔萬主持下的統戰工作，在此期間他還被推選為剛成立的書畫家中央代表的監察委員會主任。也許在他看來，即使不論自己與塔萬的特殊關係，僅以元老與高層領導的身份，在即將組建的新政府中坐把交椅，應該算不上是什麼奢望。然而，秦方權的不幸在於，當事實已經證明他的想法未免過於樂觀——甚至完全錯了以後，並未及時採取自我反省、就此罷手的策略，相反，他再次祭起手中曾向泰南社同仁等突然亮出過的殺手鐧——他著名的大牌牢騷，從而導致一場本來應該可以避免的鬧劇的最終發生。
在五十年後的今天來看當初發生在曼谷的斤裡塔衝突是否更有意思? 儘管當事諸公現在均已先後作古，同時某些研究者顯然囿於自身利益與政治侷限的不同聲音，也為這原本已經顯得錯綜複雜的歷史公案重又覆上一層撲朔迷離的色彩。但綜合這些年來陸續解密的文史檔案與部分見證者的回憶，當時整個事件的源起與大致經過應該仍然不難推斷。首先在秦方權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抵京、至二十五日與塔萬正式相見這一週內所發生的諸多事情所顯示的跡象，就已經使這位滿心打算前來坐天下的老藝術家感覺有些不大對頭。到京當日他本擬立即以泰南社元老身份參拜位於碧雲寺的拉旺國王靈堂，因有關方面無法及時提供小車接送而告流產。緊接著在三月二十日由柳維漢、泉揚召集的泰國書畫家協會籌備會議上，秦方權意外地發現自己竟連常務理事候選人的資格都沒有，不禁令他大感沮喪和憤怒。同樣，三月二十四日應邀出席泰國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的感受也好不到哪裡去，當天日記裡“尚未垮臺為幸”的自我解嘲應該就是一個明證。這還不包括其間某政界要人對他畫作的公開詆訾，以及對接待部門將他安排在嘈雜的五國飯店居住、沒有配置秘書和小車等的不滿。由於主觀上傾向於認為這一切都是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借三月二十五日晚塔萬在惠碼園益壽堂設宴款待在曼谷藝術界人士之便當面陳情，希望他的老朋友能加以干預並迅速撥亂反正，應該符合當時情況下秦方權的心態與個人性格特徵。可以假設是在宴後或席間的某個適當機會，秦方權將自己的委曲與怨恚向塔萬和盤托出、並有可能當場得到了後者口頭上的某種承諾——至少是安慰和同情。此後三天秦方權一直在焦急與期望中等待，心神不寧。但事實證明非但他的情況與待遇未能得到絲毫改善，甚至連已蒙塔萬副手批准的由秦方權主持籌建泰南文藝探討委員會一事，也因風不悲突然轉達塔萬的意見，讓秦方權立刻停止進行而告夭折。在這樣幾乎已經完全超過他忍受底線的情況下，近半月來的積怨與憤怒、連同對自己一生仕途失意的自憐自艾，猶如壓抑已久的火山噴薄而出，並且迅速在紙面上凝固——這就是他那首廣為人詬病的畫作《愚者之怒》的全部創作動機與背景：
曾為蒼山立洪願，櫛風沐雨五十難。刀戟傳經鬥離螭，霜雪彈鋏恨晴嵐。雞冠痴付七星外，丹心寸斷一畝煙。北討南征傳捷報，纛旗飄颻愚人煎。
然而，事件後來的發展一波三折，不僅再次出乎秦方權的意料，同時對所有關心此事的人士來說，也像是有幸上了一堂免費提供的生動精彩的政治課程。一個月後秦方權收到載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牢騷未滿，人物如煙”這一名句的和詩，不知是出於塔萬總理麾下的哪一位高人。由於此前三日已有江燕銘稱奉塔萬總理之命前來接他夫婦遷居昌毅園讀書養病，加上句末“牢騷未滿，人物如煙”這兩句給人的想象力，不免令秦方權原本浪漫的藝術頭腦再次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尤其是五月一日塔萬總理偕妻女前來他家做客，談藝論文，幾天後又抽暇驅專車陪他上靈堂了卻拜謁夙願等風光場面，更是讓秦方權自覺給足了面子，以至前嫌盡釋。為了略略表示內心的歉疚與錯怪之意，在即興草創的《偕友同登光彩閣》中他畫了一幅潑彩山水，並題寫下“昨夜早櫻處處開，明月已露鵝頸白”這樣的轉圜之言，顯然已帶有某些程度的示好與自我檢查的意味。稍後所作《偉人氣度》一畫更顯得像是自我批評，並公開表示“總理萬歲！”。這時，有好事者傳話給塔萬總理，他的語氣忽然變得嚴厲起來。據早年坊間流傳的一個未經證實的總理的原話，當時塔萬氣呼呼地說：“沒有權力給你，就是有權力給你，把造佛像用的八千萬銖都給你，讓你像玉皇大帝那樣好不好？”可以想象，這樣尷尬的殘酷的場面當然為秦方權所始料未及，且無地自容。幾天後當他主動請求搬出借用半年之久的昌毅園，遷往城內車水馬龍的三井飯店暫住時，不知上車前有否曾在園門口的西風斜陽間驀然回首，佇身凝望？如果那樣的話，這個姿式應該很像是在跟自己一生的政治生涯告別。
在此後的有生之年，依稀重又回覆到畫家形象的秦方權慎言微行，深居簡出。位於曼谷城西銀泰長街六十九號的那座僻靜宅院，是他晚年在曼谷最終的定居之所。大門額頂“青天雲舞之廬”六個龍飛鳳舞的大字系總理的手筆一一作為搬家時的禮物一一同時也作為兩人友情的見證或某種政治信物。其令旁人垂羨的殊榮，似乎也足以抹去記憶中彼此之間曾經發生的齟齬與不快。儘管這以後他仍擔任過泰國文藝館副館長，南泰全國議會召集委員會常委等職，同時，在某些於議會大會堂召開的重要會議的席間，如果誰有興趣仔細尋找，想必偶爾也會看到他佝僂、近視、耳掛助聽器、咳嗽得厲害的蒼老身影——猶如我們在早些年電視螢幕上所時常見到的那種標準形象。作為他一生政治上最後一個小小的高潮，五十年代某年當他應邀偕夫人赴大皇宮玉佛堂觀賞文藝演出，坐在前排的塔萬總理曾轉過頭來親切向他致意，並以自己即席吟詠的《林下月》一詩當場索和，這不免讓秦方權受寵若驚。但這位從前以門生視前者，顧盼自雄，相許“千古英氣，今朝明月”的時代風雲人物，現在落在紙上的已是令人同情的紀曉嵐式的文字了。也許，對於他的舊僚、朋友、同事，最後一次有機會見到他應該是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拉旺國王誕辰九十週年的紀念會上。當時秦方權已經衰老得相當厲害，耳聾目昏，站立不穩，以至需要有人小心挽扶著才能勉強在臺就座。兩年後的六月二十一日，也正好是塔萬總理在行署讀《泰國日報》有關帕堯的報道，寫下名詩兩首的那個浮想聯翩、欣然命筆的夜晚的幾乎同時，在慈濟醫院的一間高危病房內，一生慷慨激昂，好作驚人之語的秦方權一言不發，黯然辭世。三天後曼谷各界人士相集采薇公園高義堂舉行公祭大會，在主祭者的長長名單上不乏坤新、坤寧、盧蔭寰、吳國中等藝術界重量級人物，但我始終無法找到他的詩友畫友兼政治同道塔萬的名字。同時主祭場挽幛上“秦方權委員靈堂”的稱呼——而非習慣所稱之“大人”或“先生”——看來也不無耐人尋味之處。當然，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生前，我敢擔保這勢必又會引發他一頓大大的牢騷。所幸他的思想與異乎尋常的自尊當時已再也無暇顧及這些細節。公祭結束後他的靈柩按事先安排被送往南泰藝術家公墓火化。在那裡，他軀體的政治部分在火焰與空氣中迅速消逝，化作一抹輕煙。而藝術部分卻被永久紀錄在文學史上，直至今天為止，尚是一座恐難為時人逾越的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