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軍敗退臺灣。林木的爺爺林謙不願跟隨亂軍前往孤島，只得來到泰國。
他的好友時任國民黨監察委員的李夢彪迫不得已只能帶著家眷逃到臺灣，安家在桃園一帶。
他氣憤於國民黨的政治腐敗和軍事無能，上書彈劾西北軍政長官胡宗南，文章骨骼怪異，時人一時稱奇。
全文如下：本院前以積弊不除，難期振作，曾向政府提出糾正。旋據行政院三月九日諮覆，內開，監察院之糾正案，切中時弊，應由院及有關部會首長，切實查照辦理，以振紀綱，而挽頹風等語。
似乎政府整頓紀綱，已有決議。乃觀其措施，除將李延年交付軍法外，而對受任最重、統軍最多、蒞事最久、措置乖方、貽誤軍國最巨之胡宗南，一無處分，殊深詫異。
查胡宗南以師長進駐陝甘，洊至專閫，地位不為不高；畀以防共戡亂保衛西北之事權，責任不為不重；軍政大權，一手操持，大小軍官，由其委任，倚畀不為不專；關中控制延綏，綰轂隴蜀，俯視中原，有若建瓴，形勢不為不要；平時養兵四十五萬，部隊不為不多；新式武裝當全國三分之一（各倉庫所儲其數尤多），配備不為不精；國家所給餉項，未欠絲毫，地方供應糧秣，十足輸納，加之臨時徵之又徵，借而又借，軍需不為不裕（國防部、財政部、糧食部、田糧處皆有帳可查）。
三十七年冬夏，兩度徵調民工，環繞西安省垣，挖掘三五丈寬深之壕溝一百六十里，沿壕一帶，地壘相望，即其司令部四周，莫不修築工事，用民不為不勞（三十八年五月十八退出西安時，民工尚在機場周圍工作）。
自駐軍西北，以至放棄，將近二十年，蒞事不為不久。夫胡宗南受如此之重任，據如此之形勢，有如此之兵力，苟能措置有方，保此雄藩，豈惟作西北之長城，亦且為國家之柱石。
不料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竟放棄西安而去。使其放棄之動因，果受優越之匪勢所壓迫，而作有計劃之退，猶可言也。
乃為匪諜李茂堂所中，虛聲恐嚇，不曰匪軍六十萬渡河而西，即曰三十萬人已抵涇河北岸。
胡宗南不察虛實，遽作走計。地方人士公推代表，請其勿信謠言，輕棄重地，陝西之人非盡聾瞽，如此匪勢，豈無聞見，堅不採納。
五月十八日天甫黎明，乘機離去省垣。二十二日中午十一時，匪方政工人員始至。
匪兵到者不滿千人，直至六月初旬，一股竄入，匪焰始張。然使胡宗南當時識破匪情，立行反攻，猶可撲滅，或聯合青寧隴東各軍，同心協力，比肩作戰，亦足以遏止兇鋒。
乃胡宗南雖應青寧軍團之約，共取關中，迨青寧軍鋒已抵咸陽城下，連電催促，胡部行至盩鄠一帶，按兵不前，以致青海騎兵，喪身於渭河者，達一團之眾，此軍既敗，而關中區域，遂全部淪陷矣。
蘭州圍急，馬步芳部隊浴血苦戰，日夕呼援，迄不一應，蘭州既陷，寧青繼之。
是西北之喪失，雖非胡宗南一人之罪，而胡宗南實負最大之責任。政府不加罪責，複畀以川陝邊區，使胡宗南感激奮發，於此時重新佈置，南倚巴山，北據秦嶺，扼茲山嶽地帶，尚可以作巴蜀之屏藩。
但匪兵之進擾乃在陝南，既不為長久固守之策，又不為從容撤退之謀，一聞匪至，又棄陝南而去。
據目睹者言，倉皇凌亂之情形，其非預有計劃可知。陝南既失，政府又委以西南軍事任務，且以最後基地之西昌畀之。
撥軍機二十架歸其控制，責任何等重大。四川情形固甚複雜，然胡宗南月向四川索三十五萬人軍糧，則其勢尚不為弱，使胡宗南善於應用，早為佈置，何至一敗塗地。
乃當將士捨命疆場，前僕後繼，軍情正萬分緊急之際，遽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成都飛往三亞。
主帥既去，各軍因之解體，或死敵，或潰散，或投匪，或被俘，或引部而打游擊，十餘年所養之大軍，一朝俱盡。
胡部覆沒，川軍繼之崩潰，於十二月三十日侵入成都，四川大局，遂不可為矣。
胡宗南到西昌後，其所措置，尤為乖方。師長田中田不甘隨趙子立降匪，率其所部，轉戰千里，由川東而至松潘，傷亡雖僅存數百人，而意志益堅，戰鬥益力。
其後會合胡部由川西退下之陶慶林、任顯峰、張天霞等團總，約三千餘人，率之進攻，於三月五日收複康定、瀘定，並進駐二郎山等處，以為恢複天全、雅安之計。
中央曾有電嘉勉。胡宗南乃於此時，置田中田於不理，又不以人槍最多、戰鬥力最強之陶慶林升師長，而以最弱之張天霞充任，以致陶慶林將兵撤退，匪趁虛而入康定，遂於三月二十五日複陷於匪。
又川康一帶志士紛起遊擊，以子彈缺乏，向胡宗南請求補助，胡宗南不予立時延見，即見亦不三四言，便向其要計劃，以為準駁。
雖以富有號召力量之羊仁安，亦僅給槍十枝，其它可知。迨其去時，始下手令，發給槍枝，皆不及具領，為匪所得。
游擊隊首領唐式遵，羊仁安諸人，以缺乏武器，兵敗身殲，而政府所希望最後一線之大陸，至是喪失無餘，其貽誤軍國之罪，豈屬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