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示欄倒下，前面一片空曠。
在漫天而起的歡呼聲中。
李行周踩著腳下的新進士名錄昂然向供奉著孔子木雕像的正屋走去。
請聖像，入皇城，朝天子！
他的身後，是一片黑壓壓高達數千人的鄉貢生洪流……
其實，李行周心裡還是有數的。
從他幫薛懷義寫《大雲經疏》，他就知道。
武后在為登基做準備。
其實，在歷史上。
武則天被立為皇后以後，把反對她做皇后的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逐出朝廷。
這對於武則天來說，是殺雞儆猴，但這些關隴集團和他們的依附者，在當時已經成為一種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
把他們趕出政治舞臺，標誌著關隴集團從北周以來長達一個多世紀統治的終結，也為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條件。
武則天同時還透過各種途徑扶植庶族地主官僚，從庶族地主中搜羅更多的人才，擴大其統治基礎：
比如由朝廷派遣存撫使到全國各地蒐羅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親自考試，這就是制舉、策問。
如《大唐新語》所載：“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洛城南門，親自臨試。”成績優異者，不拘資格，破格錄用，任以要職。
比如下令“內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鹹令自舉”，准許官吏、百姓自薦，以免薦舉有所遺漏。
比如進一步發展以鄉貢（貢舉）為主的科舉制度，不僅科目增多了，錄取人數也大為增加，平均每年錄取人數，比起貞觀年間增加一倍以上。
而且還首創殿試製度，如天授元年（690年）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另外，長安二年（702年），還“初設武舉”，擴大了選官範圍。
武則天選官範圍廣泛，不免有濫竽充數；但確實選拔了不少賢才，如《新唐書》所說：“太后不惜爵位，以籠絡四方豪傑自為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材真賢。”
這些賢才不僅是當時加強武則天統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還是後來輔佐玄宗“開元之治”的名臣賢相，如姚崇、宋璟等。
武則天一朝號稱“君子滿朝”，婁師德、狄仁傑等著名的賢臣均在其列。
陸贄說：“（太后）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助。”
此外，武則天在同高宗共同執政時，還下詔修訂《氏族志》，更名為《姓氏錄》，更加明確規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進一步打擊了舊門閥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後出現“冠冕皂隸，混為一談”的情況。
特別是自安史之亂以來，有不少平民出身計程車卒因軍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為士族，於是從前士庶之間嚴格界限便逐漸消失，凡是姓鄭的都自稱滎陽鄭氏，姓李的都自稱隴西李氏、趙郡李氏，無從辨別其為舊士族還是新士族。
於是乎，李行周決定把自己化為一把刀。
一把武則天割向舊門閥的刀。
李行周還知道，武則天為了維護統治，會整頓吏治，嚴懲貪吏，拔擢賢才。
武則天承襲貞觀年間整頓吏治、嚴懲貪汙的政策，“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並派遣“使者以六條察州縣”，考核州縣官吏是否清正稱職。
對於貪贓枉法的官吏，不論官位高低，一律嚴懲不貸。
反之，對於賢才則破格拔擢。
武則天對於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非常器重，對於有才能有學識的人士非常賞識，並能對其一一加以重用。
由於武則天能夠注意整頓吏治，賞罰嚴明，賞其當賞，罰所當罰，明察善斷，有知人之明，因而能從廣泛蒐羅人才中拔擢賢才以為己用。
正如《資治通鑑》所評說：“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所以，這才是李行周最大的底氣！
至此，因今科弊案引發，由李行周引領的貢生暴動已如烈火燎原，勢不可擋……
身為主考官的陳平安和東方虯祭完孔子後便到貢院後邊的小公事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