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央宮外、長安城內，隨著天下各地湧來的應考士子越來越多，本該在秋收後才逐漸熱鬧起來的長安城，也隨之更早，且更大規模的‘熱鬧’了起來。
只不過，還是應了那句好話：有人的地方，就必定有江湖。
或者應該說：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人一多，麻煩、混亂也就會隨之出現。
——家境貧寒計程車子們為人抄書，甚至謀了份不大體面的、出賣勞力的活計，便免不得因酬勞問題，與僱主發生爭執。
至於家境殷實者，更是在接連不斷的酒宴當中，迷失在了酒精當中。
與人起爭執、動手腳，都還是輕的。
在這短短數十里的時間裡，長安城內，甚至還發生了好幾起‘應考士子喝多了馬尿，隨即酒後亂性’的醜聞。
對此，大理（廷尉）屬衙本著‘亂世當用重典’的原則，對鬧事者無不是定格處罰。
打架鬥毆？
該罰金罰金，該拘留拘留！
經濟糾紛？
是誰的錯就罰誰！
即不包庇作為僱主的長安本地人，也不對即將應考的寒門世子‘從輕處罰’。
這還只是事實清楚、誰對誰錯一目瞭然的案件。
至於那些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也很難界定誰對誰錯的案件，大理屬衙忙碌之下，也實在抽不出空去仔細甄別，只能各打五十大板——有錢的罰錢，沒錢的拘留。
就此，大理牢獄一度人滿為患。
隨著長安的治安狀況愈發混亂，天子榮新元二年，秋十五日的朔望朝，也出現了許多關於科舉的議題。
比如，大理卿趙禹表示：劉榮搞出來的科舉，在短時間內，將全天下有志於詞的文士都吸引來長安；
這突然多出來，而且還是從外地湧入的‘外來流動人口’，無疑是大幅增加了大理屬衙的司法壓力。
作為司法部門的大理屬衙尚且如此，自更別提負責治安的中尉等部門了。
再比如，少府表示：在長安朝堂毫無準備之下，突然多出來的這三萬多人，讓長安城的各類生活用品，都面臨著供養緊張和價格波動。
即便少府緊急調控，拋售了一批平價生活物資，也還是沒能避免市場出現一定程度的混亂。
治安問題，以及物資供應，甚至都還是小事兒。
——畢竟長安城，原本就有超過二十萬常住人口。
在這個基礎上，多出三萬外來流動人口，而且還是很快就會離開的‘暫住’人口，事實上，還不至於讓大理、少府因此而疲於應對。
之所以會出現混亂，也不過是這兩個屬衙沒有心理準備，被這突然多出來的人口，以及與之對應的治安壓力、物資供養壓力增大，而搞了個措手不及、無所適從。
用力榮的話來說，只要再搞幾次科舉，讓整個長安都習慣‘每三年就會有一個秋天，長安城或多出幾萬應考士子，及其僕從’的週期，便不會再有問題了。
真正讓長安朝堂為之擔憂的，是隨著這上萬原本分散於天下各地，如今卻聚在一起的各家、各派文士來到長安，坊間，也開始出現一些不大‘正面’的物論。
有儒家計程車子酒後失了智，說太祖高皇帝早年，在儒生帽子裡撒尿、把儒生踢進泥渠裡等行為，是因為儒家學說太過正確；
太祖高皇帝胸無點墨，擔心重用儒家的話，會顯得自己很無能，所以才那版折辱儒士，並以此來打壓儒家學說。
也有法家計程車子，明裡暗裡發牢騷，說秦之亡，是因為秦本身的殘酷暴虐，與法家並無幹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