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蓋殿裡，姜星火在第一個關於“時與法”的問題上短暫佔了上風后，場面又在第二問題“農與商”上，陷入了僵持狀態。
事關大明經濟政策的轉向與調整，這裡面牽扯到的東西實在是太多太雜，稍有不慎就會讓無數人因此失去生計，而對於廷辯雙方來說，單靠道理，似乎一時半會兒也很難壓倒對方。
畢竟，西漢的【鹽鐵會議】可是從二月開到七月.大明就算沒有那麼誇張，兩個人在這裡，按北宋【延和殿廷辯】的時長來看，也絕非短時間能夠結束的。
“陛下，臣身為戶部尚書，請求加入廷辯。”
就在這時，夏原吉忽然出列。
廷辯，從來都不是辯經那種1V1單挑模式，這時候既然關係到未來不知道多少年的大明經濟，那麼幾乎所有部門的大佬，都打算參與其中，為自己和本部門爭取利益。
“臣請加入廷辯。”
“臣亦是如此！”
夏原吉帶頭表態之後，立即引發一陣連鎖反應，隨後陸陸續續又有好幾位重量級人物站了出來，紛紛要求加入這次廷辯，直到六部尚書都到齊。
蹇義、茹瑺.這些人雖然平日裡鮮少說話，但每一個都是朝堂上的老牌人物，地位超卓。
他們這時，代表著朝廷各部的最高權力，在大明的廟堂體系中擁有舉足輕重的話語權，而且他們手握著大量的資源，可以動用本部下屬的各個層級，不僅能直接影響十四布政使司，甚至可以間接影響大明未來的走勢。
此外，諸如許思溫、喬穩、宋禮等侍郎，也紛紛表態要參與其中。
朱棣委婉地拒絕了眾位大臣的提議。
“此事事關重大，除了國師、三位皇子、六部尚書、五軍都督府的幾位國公參與，內閣幾人負責記錄以外，其餘人可以退朝了，廷辯轉到奉天殿進行。”
皇帝的話，很快得到了滿朝文武的認同，他們也覺得朱棣說得對，對就對在“其餘人可以退朝了”。
雖然有人想旁聽，但絕大多數人都知道，自己也就是聽個熱鬧，並不能參與或者說決定什麼，而後續的會議紀要也一定會在《邸報》上發出來，到時候看看就好了。
眼下當務之急，還是先去吃飯吧。
隨著監察御史們的催促，早晨天不亮起來，頂著大太陽來回奔波數十里沒吃飯的官員們終於解脫了，排著隊離開了華蓋殿。
事實上，召開小規模、高階別的討論，而非將這個過程在大庭廣眾之下，也符合大明帝國高層的心意。
畢竟廷辯涉及到的東西實在太重要，根本不適合讓其他人插嘴，甚至討論的過程都最好不要讓大部分人知道，至於接下來怎麼辦，就交由他們這些做決斷的人去操心吧，否則萬一有什麼紕漏，那損失就不知道是多少無可估量的東西了。
見到眾人的反應，夏原吉暗暗鬆了口氣，不管怎麼樣，至少六部尚書留下的，力量對比反而沒有那麼懸殊，如果算上幾位五軍都督府的國公，那麼甚至可以說支援和反對的雙方人數是基本持平的。
轉移到了奉天殿，朱棣和幾位皇子也得以脫去冕服，換上了常服。
朱棣掃視了一圈眾人，說道：“開始吧。”
方才姜星火說完，按理該輪到了黃福，見姜星火沒有繼續說話的意思，黃福理所當然地開口道：“理財之效，北宋【延和殿廷辯】亦有此論，司馬光曾言：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盜逢起，遣繡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極而為盜賊邪？此言豈可據以為實？”
“國師所言，民富國強，與王安石所言‘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何其相似，然王安石變法，結果如何？國家固然透支一時潛力，換得府庫豐盈，然而北宋亡於王安石，又可曾是妄言？”
這便是說，同樣的國家經濟辯題，王安石的觀點是有辦法在朝廷增加財政收入的同時不會增加百姓的負擔，從而起到雙贏的效果；而司馬光的觀點是想要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必然是要向人民增加賦稅，從而利國損民。
如果從後世人的角度來看，似乎王安石更有道理一些，但要是從結果上來公允地評價，也就是從變法之後的北宋財政與社會情況來講，那麼其實司馬光是對的。
因為王安石變法的本質確實不是做大蛋糕，而是與民爭利，是朝廷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斂財，雖然王安石變法給北宋朝廷創收了數以千萬計的財富，元豐年間比之嘉佑年間，北宋朝廷的財政收入每年都多了2/3以上，但由於朝廷插手青苗、均輸等事項，反而導致了民間商業的萎縮，是典型的朝進民退。
所以，王安石用的還是桑弘羊的那套理財術，只不過包裝的更好看一些。
而眼下第二個問題“農與商”的關鍵，已經轉到了王安石變法在證明這一經濟問題的得失上，那麼姜星火就不得不就事論事了。
姜星火必須要證明自己變法裡面的關於經濟的措施，與王安石變法是截然不同的，不然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例子擺在前面，是無法說服人的。
“王安石變法的方向是對的，但他走的路錯了。”
姜星火開口道：“理財術，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靜態的，一種是動態的。”
“所謂靜態的理財術，就是司馬光所言‘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也就是說整個天下的經濟總量是一定的，朝廷拿得多了，民間就少了。”
“動態的理財術，則是擴大經濟總量，做到朝廷和民間二者，可以在不傷害一方利益的情況下，提高另一方的利益，也就是王安石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我之所以說王安石變法的方向是對的，就是因為王安石看到了動態的理財術，但他走的還是靜態的理財術的路子，所以他走的路錯了。”
“而走的路錯了，不代表方向就不對，大明要走的方向，便是動態的理財術，摒棄以農業稅，尤其是官田性質土地的農業稅為國家財政支柱的靜態理財術。”
在這時，旁邊的淇國公丘福問道：“何謂靜態的理財術？若是靜態的理財術，這條路又該如何走？可否說的再詳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