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完了華夏的地理環境，是如何決定華夏民族的精神特質，接下來，我們還是按照第一大點的例子，講講華夏周圍三個比較典型的國家，蒙古（北元）、朝鮮、日本，都是如何由地理環境決定國家精神特質的。”
姜星火指了指地圖說道。
“關於蒙古，之前我們其實已經講過了，這裡簡單地說一下就可以蒙古高原氣候寒冷，決定了生活在這裡的人必須吃苦耐勞。”
嗯，沒辦法吃苦耐勞的都凍死、餓死了。
“同樣，這種吃苦耐勞也形成了其堅韌不拔的精神特質，以及隨之而來的擴張性。”
“這種擴張性的例子幾乎是比比皆是的，匈奴、鮮卑、突厥、契丹、蒙古，都是崛起自蒙古高原，原因就是他們不願意忍受寒冷的氣候和惡劣的生活條件，憑藉著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的精神，憑藉著他們因食肉而更加強壯的身體，南下入侵華夏。”
“而與這些老生常談的東西不同，其實我還想指出一點。”
姜星火頓了頓後說道：“蒙古高原上的民族，是習慣於崇拜野獸和上天的，這一點與華夏民族崇拜祖先，完全不同。”
“大河文明與血緣氏族密不可分，血緣氏族的影響力滲透到了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華夏文明早期無論是分封建衛還是宗祧繼承，都是這一特點的產物。”
“這便是因為，華夏文化的基礎就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和因此衍生的宗法秩序。祖先的崇拜為宗法秩序的維持和鞏固提供了社會習俗上的支援，這種文化習俗是與大河文明分不開的。”
朱高煦有些明悟，他想起了之前《國運論》第一卷講過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
朱高煦試探著說道：“也就是說，正是因為北方蒙古高原上誕生的遊牧民族，沒有小農經濟這個經濟基礎，所以也並沒有誕生嚴格的宗法制這個上層建築。”
姜星火頷首說道：“遊牧民族本身就因為遊牧經濟的脆弱性，對部落的認同遠超於對氏族的認同，這種情況，直到黃金家族的對外征服改變了蒙古的經濟基礎，才發生了變化。”
“因此，蒙古高原在惡劣的環境中，更習慣於崇拜充滿了力量的野獸，和對命運具有主宰能力的上天。”
李景隆補充道：“而華夏文明則完全相反。”
“華夏文明對於野獸的態度都是可馴養的就是家禽，馴養不了的就是畜生；對於上天的態度，在農人的一生中，固然要看天吃飯，但基礎水利設施的建設，也使得華夏的農人沒有蒙古的遊牧民那麼懼怕和崇拜上天，只是一種略微仰望的心態。”
“甚至於。”姜星火抿著嘴唇笑了笑：“華夏文明習慣於在拜天上的各路神仙的時候，都是一種平等的交換概念，我給你香火和信仰以及錢財，你幫我解決我的困難，要是解決不了，我就找下一個神仙去。”
聽了這話，朱高煦和李景隆也是笑了起來。
很好笑，但是確是很真實。
要是老百姓想要個孩子，送子觀音、泰山娘娘、張仙.哪個不能拜呢？反正大家管的都是一灘事。
講完了蒙古，姜星火繼續講起了下一個國家，朝鮮。
“朝鮮如果算上較高的丘陵的話，嚴格來講，國土面積十分之八都是山地，因此朝鮮的農業耕種條件，從整體上來看，其實是不如有著數片大平原的華夏的，這裡的人相對貧瘠，也難以創造出燦爛的藝術。”
“而作為三面環海封閉的半島，朝鮮唯一可以接受的外界影響，就是陸地接壤的華夏，也正因為華夏極強而朝鮮極弱，所以數百年來朝鮮都一直奉華夏為正朔，執行事大主義。”
“而所謂事大主義，是基於強弱力量對比情況之下小國侍奉大國以儲存自身的策略，嗯，這也是從華夏學過去的。”
“事大”的概念在春秋時代即已有之，《孟子·梁惠王》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意思就是說，小國畏懼天命，才能得到安定。
更直白的說法就是，該從心的時候從心。
“所以這種地理環境決定了朝鮮的國家精神特質是什麼？”李景隆眨了眨眼問道。
“自卑。”
姜星火言簡意賅地說道：“自卑是刻在朝鮮骨子裡的東西，而自卑又必然衍生出虛假的自大。”
“朝鮮跟接下來講的日本不同，日本面對自卑的態度是抄起刀奮起一搏，與強大者搏鬥，如果輸了那就剖腹自盡、死的光榮，反正日本不怕死，它們平時的地理環境就決定了經常會死的莫名其妙。而如果日本戰勝了強大者，那麼它又會馬上又會像癩蛤蟆吸氣一樣，迅速地從自卑膨脹到目中無人的自大。”
“至於朝鮮呢，它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勇氣對強者揮刀，因此它唯一消遣自卑的方式就是用手裡的筆這就屬於典型的半桶水，朝鮮作為華夏的學生，儒家文化好的東西沒學到，壞的學了個精通。”
“春秋筆法掩飾歷史，並創造虛無的歷史，這就是朝鮮的自大方式。”
今天的課程講到這裡，似乎變得愈發歡樂起來，兩人又是一陣笑聲。
李景隆想起了在洪武和建文兩朝，他作為勳貴代表見到朝鮮使團，朝鮮人那種畏畏縮縮又私下裡裝腔作勢的樣子，不由地會心一笑。
“最後一個，便是日本。”
聽到這裡，李景隆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對於他來說的重頭戲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