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盧作孚講述宜昌面臨的困難後，邵飛認為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湖北省的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稱，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自1876年，中英簽署《煙臺條約》後，宜昌被闢為通商口岸，它便成了長江航線上的一個重要轉運港。
抗日戰爭時期，宜昌更成為懸系中國命運的咽喉。1937年11月，南京淪陷，國民政府宣佈遷都重慶，並確定四川為戰時大後方，進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戰的重要運輸線。
當時入川少有公路，更沒有鐵路，唯一通道只有走長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峽航道狹窄，彎曲複雜，灘多浪急，險象叢生，有的地方僅容一船透過。
1500噸以上的輪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從上海、南京、武漢等地西行的大船，當時都不能直達重慶，乘客和貨物都必須在宜昌下船“換乘”，換上能走長江三峽的大馬力小船，才能繼續溯江進川。
武漢會戰接近尾聲，離武漢三百多公里的宜昌成了敵我雙方注目的焦點，它的重要戰略地位更顯突出。這是因為，宜昌是長江的咽喉，是入川的門戶。
特別是在抗戰爆發之初，國民政府宣佈遷都重慶，並確定四川為戰時大後方，於是，華北、華東、華中等地的機關、學校、工廠企業紛紛向四川特別是向重慶搬遷。大批人員、物資的撤退成了戰時交通運輸的最大問題。
飛機少得可憐，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火車線路被炸得七零八落，無法正常開運；公路運輸不僅運費高，汽車少，且公路少又不能直接入川。
因此，長江水道便成了進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線，成了抗戰期間貫通前後方最重要的“黃金水道”。
而此時的宜昌情況十分危急，處在一片混亂和恐慌之中。因為從上海、南京、南通、蘇州、無錫、常州、武漢匆忙撤出的工廠裝置已陸續集中在此，南京撤出的政府機關、各地要撤到後方的學校也集中在此。
宜昌沿江兩岸已堆積了差不多十萬噸機器，佈滿了上百英畝的地方。全中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生命，完全交付在這裡。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三萬多從各地撤下來準備入川的人員，不少是教師、學生、醫生、工程師、商人和公務員，薈萃了中國各界的精英。保育院的孤兒也有一萬多人，再加上數不勝數的難民。
何況當時的宜昌，還只是個不大的城市，一下擁來這麼多人，所有的房屋都已擠滿了人，還有不少人只好露宿街頭。
而日本飛機不斷飛來轟炸，日本軍隊又節節逼近，恐懼和不安，籠罩在人們心頭。各單位、各企業、各機關都在爭先恐後要求儘快撤出宜昌。宜昌陷入一片混亂和恐慌之中。
困難重重。物資、人員撤離困難，但難的還是恐慌的人心。所以，公司才才會有絡繹不絕的人前來交涉，邵飛才看到了剛才的一幕。
盧作孚最後感慨道：“遍街皆是人員，遍地皆是器材，可怕的還是人心的恐慌。管理運輸的機關，責罵輪船公司，爭運器材的人員，也相互責罵。”
邵飛明白，此時的宜昌處於非常重要，又非常嚴峻的緊急關頭。盧作孚面臨的三大困難。
一，是航道。宜昌扼守著長江三峽，是長江的咽喉。從宜昌往上游，航道狹窄彎曲，灘多浪急、暗礁林立，1500噸以上的輪船不能直達重慶，且夜晚不能航行。
二，是時間。現在距離川江每年的枯水期只有40天了，枯水期一到，水位下降，運載大型機器裝置的船隻根本無法開航。
三，是運輸船隻奇缺，除了民生公司22艘輪船外，只有2艘中國輪船和幾艘外國輪船。依當年運力計算，這麼多人員，這麼多物資要全部運抵重慶，至少需要1年的時間。
然而，委員長的任務是，必須在40天內將這些人員和物全部運出宜昌，前往重慶。
一年變成40天，這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還有各方客觀、主觀因素的強力阻撓。盧作孚能否用他的大智大勇，去創造近代史上最大的奇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