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真實的工作量肯定是遠超孟子集註的，因為要做到四書條理貫通，無所不備，且前後貫通，所需要的努力是極大的。
然而，前面所述，並非真正的困難所在。
真正的困難在於，朱熹作四書章句集註，之所以可以將四書融會貫通在一起，一是採用章句與集註的方式，這是新的創舉。
真正將其融為一爐的，其實是朱熹的理學理論提供的基礎。
朱熹以“理”為中心，展現了“理”與儒家經典中的範疇體系的聯絡，並以此界定了這個範疇體系中的重要範疇，如天、人、性、道、心等。
從而實現了“天人合一”、“心理合一”、“心性合一”。
朱熹指出：“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個心，心只是一個性，性只是有個仁義禮智。”
此三種合一說，才為朱熹貫通“四書”，奠定了十分重要的理論基礎！
這是理論上的創新，才有可能真正實現融會貫通。
但蘇允對於採取程朱理學是心有顧慮的。
不僅僅是因為蘇軾蘇轍的蜀學的影響，跟這關係不太大。
另外，蘇允並不敵視程朱理學，程朱理學自有他的先進性。
明清的僵化是統治者的緣故，與學說本身沒有太大的干係。
蘇允考慮的是什麼，是學說與社會當今思想潮流的適應性。
當今的現實狀況是什麼，是唐儒重新啟用儒學至今，已經過去數百年，儒學與北宋這個國家一樣，漸漸已經陷入僵化之中，學術氣氛沉悶的時代。
所以，現在需要的不是理學的保守，而是需要一個更有活力理論來啟用。
朱熹的理學之所以在南宋被捧為官學，一統江湖，是因為南宋遷至臨安後，經過發展，經濟快速發展，從上到下被眼前的繁華所惑，陷入窮奢極欲之中。
而朱熹提出的“存天理，滅人慾”理論，對於統治者來說是急需的。
因為一旦從上到下，從官員到百姓，所有人都沉迷於繁華的時候，那離滅國就不遠了。
這才是程朱理學成為官學的真正原因。
蘇允之所以不排斥朱熹的理學，是因為朱熹提倡的“滅人慾”不是否定人的所有慾望，而是對人過度之慾，類似貪婪等慾望，進行否定。
朱熹認為“天理”屬於至善的，而“天理”在人身上的體現，就是“性”。
也就是說，朱熹認為，人性屬於至善的存在。
而人有惡的一面，朱熹則將人惡的一面歸咎於人身上的“情”，但是朱熹並沒有否定人所有的情，認為只有與至善的“性”不一致的“情”才是惡的。
所以，程朱理學並不是沒有先進性，而是因為統治者因為自身需要，將其作為官學，且以之為唯一，最終變得僵化。
但蘇允不想以程朱理學為四書集註的理論基礎，是因為與當今社會的現實不符合。
當今之世，儒學僵化到了極致，北宋文人有所察覺，因此才有宋初三先生、已經有所雛形的蜀學、洛學、關學等等出現，就是為了改變這種局面，重新更新儒學。
所以，這會兒想要讓四書章句集註一出世便迅速風行，採用程朱理學並非良策。
不如……
蘇允嘿嘿一笑。
此時宋朝的學術風氣跟明朝初期有些類似，都是繼承前朝儒學發展至今，已經是漸漸活力不再，諸多大儒紛紛在尋找新的出路，所以，這個時候……陽明兄，該你出手了！
陽明心學，若是在這個時代出現，定然會震撼整個大宋朝！
這一點是早就驗證過的。
陽明心學在明朝一經問世，就引起了轟動。
學子們紛紛追隨，風氣大開。
儘管王陽明逝世後，他的學說一度受到排斥和攻擊，但由於學者的不懈努力，心學仍然輝煌一時。
在《明儒學案》中列舉的七個學案中，包括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閩粵、泰州等地的學者都深受其影響。
甚至朝中大臣如徐階、張居正、趙貞吉等都是他的信徒。
陽明心學不僅在國內產生了深遠影響，還傳播到了國外。
明末，陽明心學被傳至日本，伊藤博文和東鄉平八郎等人都成為了陽明心學的忠實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