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中國作家協會問我：水上勉先生率領日本作家代表團到中國來，你能不能陪同他們訪問？我並不十分願意接受這個任務。我正在寫小說，寫到一半停下來，會事倍功半。我也是年過半百的人了，來日無多。拿出兩週時間去既辛苦又難作好的事情，難免有點躊躇。但我還是答應了。一半是因為我不能縱容自私的念頭作祟，一半是出於對水上勉先生的特殊感情。我讀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蟋蟀壺》。老舍先生是我相識多年的前輩，他含冤逝去，我不能寫文章悼念，而水上勉先生遠在東瀛寫了出來，我感謝他，敬重他。
現在回想起來，我真後怕。怕我當初一念之差拒絕了陪同任務，失去這麼一次美好的經歷。
對一位年長者妄加評論，是不禮貌的。可我總忍不住對別人講，水上勉是個極有魅力的人。
我和水上勉先生相處兩週，似乎看到了他的一生。幾年前，他在北京見到一方硯臺。東西很好，價錢也驚人，他沒有買。這次到北京，他又鑽到那家商店去了。硯臺還蹲在老地方，睜著誠摯的眼睛看著完。他看了它一會兒，走出商店。在店外猶疑了半天，又返回去，到底還是花重價把它買了下來。從此他把一二十斤重的石頭放在手提袋裡片刻不離。上飛機提著它，乘火車也提著它，他對我說：“為買這塊硯，我準備了好幾年。”我知道他不會在經濟上作什麼準備，而是思想準備，我能猜出，他一想起沒買下這方硯那種後悔莫及的樣子，也知道他重新看見它，重新看見它的標價時又是怎樣的猶疑不決的可笑狀態，我敢打賭，他童年時一定有過執著的迷戀一件玩具、一種事物、不達到目的不罷休的脾氣。而貧苦生活也使他養成謹慎和節儉的習慣，當這兩種習性發生矛盾時，他會認真地苦惱。他提著那笨重的石硯旅行的樣兒，真像個抱著玩具不放的孩子。為此我還開過他一個玩笑。在成都，我和中野孝次君發現一座橋的石欄雕刻十分精美。我就說要是把它拆下來送給水上勉先生，他也會高興地提著它不放，雖然這石欄有上百斤重。
古人云：“對酒當歌”。中國文人如今還喝酒，但不大唱歌了。日本仍保留著這習慣。我喜歡水上勉在杯前放歌的樣子。他眯起眼，歪著頭，輕輕晃著身軀，自己先陶醉在夢一樣美的境界裡。聽的人也就忘了他嗓音的好壞，不計較歌詞聽不聽得懂，不由得隨他浸沉到夢一樣的境界裡去。我在這兒看見了青年的水上勉，風流倜儻，熱情真摯，他自己創造了藝術的美，而這美又反過來陶醉了他，支配著他。
他一路都在寫作。剛到西安，他閉戶一天，寫完二十頁稿紙寄回東京。到上海，距他回國只有一天了，又寄出一篇稿子。我有點驚訝。我和中國作家結伴旅行，發現能在繁忙的參觀訪問中不間斷寫作的只有一個人，就是四十多歲、以精力充沛著稱的劉紹棠。可水上勉已是六十六歲，按中國舊的說法，是“年過花甲，功成名就”的人了。仍然如此嚴於律己，自強不息，完全是一副中年鬥士的姿態。我似乎窺到一點他成功的秘密，就是“亞精於勤”。我想：再也找不出比“勉”字更合適的字眼給水上先生命名了。
有一次在回賓館去的車上，他問起我的家庭生活情況。我告訴了他過去的不幸和新的生活情景。他關切地說了許多安慰、祝願的話。那種親切、溫和的神情，那些飽經滄桑、深有閱歷的見解，第一次使我想到他已是個六十六歲的老人，一位忠厚長者。
這樣，我就在半個月內，看到了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四個不同時期的水上勉！以前，我只在作品中認識了水上勉，現在，我從水上勉本人更加深了對他的作品的認識。
我總是把中野孝次和黑井千次兩人的年齡弄錯。我以為黑井比我大，其實他比我小一歲；我以為中野和我同年，其實他比我大六歲。
黑井千次先生老成持重，認真不苟，有點學究氣。說到眼睛花的毛病，我告訴他中國有句諺語：“花不花，四十八。”四十八歲一定要戴眼鏡。這句話他後來問了我足有十遍，並且寫在本子上反覆地讀。在飛機上他和鄰座一位女人談“君子蘭”的閒話，也是拿著紙筆，樣子像在寫論文。兩週之內他學會的中國話最多，講得也最準確。在我知道他的小說以寫電子時代的日本人見長，而井出孫六先生則拿手寫明治時代的生活時，我暗自以為上帝在安排他們兩人的事情時一定打了個瞌睡，弄顛倒了。黑井先生的氣質更像個研究歷史的學者。井出孫六，是個生龍活虎般的人，像只上滿發條的陀螺，在大千世界飛快地旋轉不停。不管幾個人同時上街，走在最前面的永遠是他，一起遊公園，如果忽然丟了一個人，也必定是他。他對什麼都感興趣，哪裡都去，什麼都買，一眨眼的工夫，不知他從哪裡又抱了一堆東西來。我們到桂林那天，氣溫攝氏38度，熱得使人窒息。一下飛機他就大叫：“哈！真熱！哈！熱得發矇了！”但剛進賓館，才放下行李，他又跑到街上去了。他熱情、開朗。在上海他訪問了一位採訪物件，回來後就迫不及待地講他要寫的這篇作品的內容。日本民族給我最強烈的印象就是精神奮發，勇往直前。井出君在這一點上很有民族特點。在火車上他在閒談中睡著了，第二天一早發現一夜沒有摘眼鏡。他嘲笑自己太馬虎。我說：“戴著眼鏡睡覺好，你做夢可以看得清楚些。”我相信他在夢裡也是充滿求知慾和好奇心到處奔跑的。
我自以為了解最多的是中野孝次兄和小兄弟宮本輝。
稱宮本輝為小弟弟，是從年齡上講。他的作品卻有著中年人的深思和老年人的成熟。一路走來，不論賓館的服務員、計程車的司機，一聽他是《泥之河》的作者，都睜大眼睛說：“他怎麼這樣年輕？”後來，我知道了他兒時的坎坷，更加相信“文章憎命達”這句話。好的文章總要和作家的惡劣命運結伴。但是苦難的生活只是使宮本輝目光銳利了，思想成熟了，卻沒有磨去他的朝氣。初見宮本輝，你覺得他年輕活潑，才氣橫溢，舉動上有時像小孩學大人那樣裝得一本正經，有時又一片天真甚至有點任性。但你不要被這表面的東西騙過了，你聽聽他關於哲理的一些思考，瞭解一點他自己為人處世的原則，就會知道他的心靈比他的外表要成熟老練得多。結果就是外在的宮本輝比內心的宮本輝年輕，作家本人比他的作品年輕。這沒有什麼神秘之處。生活留在人們心靈深處的痕跡總比留在體表上的痕跡更清楚更深刻，我相信，宮本的更強的光輝還在後邊，它會更加耀眼，更加絢麗！
最近我在讀《麥子熟了的日子》。一開啟書，那情景，那風光，那作者跳動的心，使我感到那麼熟悉，以至忘了是在讀書，彷彿中野孝次君和我在繼續閒談。我們曾這樣由北京談到西安，西安談到成都，成都談到上海。我不知道在其它國家的作家中，我是否也能找到這麼多共同語言。
我們一起參觀商品展覽會和逛商店，常看到許多昂貴的高階傢俱，一到這地方他就催我快點走。他說：“這不是我們能買的東西。真給我這樣的東西，我怕坐在上邊反寫不出小說來了。”我說：“魯迅先生故居里所有的傢俱加在一起，也沒有這裡一件值錢。”他點點頭，說布萊希特和日本一位前輩作家的書房也是毫無華貴陳設的。我去國外訪問，感到最苦惱而又難以拒絕的事就是主人出於好心安排的風景遊覽和沒完沒了的宴會。這次要我陪外國作家，我就儘可能領他們看北京的衚衕，陝西的窯洞，偏去吃北京小吃和羊肉泡饃，到了上海則去城隍廟坐茶館。這一點得到了中野最熱心的贊同。他告訴我；“總是宴會，接見，參觀風景區，太沒意思了。我就是要看看普通中國人的生活。”這兩件事一下就把我們兩人的距離縮短了，此後在漫長的旅途中，我們談生活、談文學，常連說帶寫一談四五個小時。
中野像井出孫六一樣，一有機會就單獨去逛大街。在桂林他一個人溜到自由市場去，花兩角錢買回一隻桔子來，而我花八角買回來一公斤。我為此嘲笑他。到上海後，他又一個人出去，回來後立刻打電話叫我上他房間去，驕傲地拿出一疊漢瓦拓片給我看。那樣子真像將軍從戰場回來展示他的俘虜，以此來回報我對他的嘲笑。他是值得驕傲的，這拓片，在瓦當出土的西安買不到，能買到的也很貴，他居然在上海用極便宜的價錢買了一整套來：一個頭一次到上海的外國人，實在比我這常到上海的中國人本事大。中野熱愛生活，樂於觀察和發現新的領域，使他顯得比實際上年輕些和健壯些。我和他都是肝臟病患者，所以知道他這麼跑動要有更強的熱心才能支援。
沒有不散的宴席。人們聚會了，又分開了，各自去忙自己的事情，但在我們心中卻永遠留下了一絲暖意，這就是友情。
一九八三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