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就是如此！道家是治心之學，是人生哲學，不是具體的治世之學。
心治世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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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元年（前14o年）武帝繼位後，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后奏事。竇太后對此不滿，於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竇嬰、丞相田蚡也因此被免職。
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
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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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初年，漢高祖不喜儒學，使儒家的學術源流幾乎斷絕。
惠帝廢《挾書律》，使諸子學說復甦，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在學術思想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居於支配地位，各種不問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於稱說黃老之言。
文、景時期，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進家到儒家的嬗變趨勢。
武帝即位時，歷經文景之治，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展。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因家力量的強大，從政治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
從以上搜尋結果可見：盛世用儒是歷史的必然。
但是！沒有用道家學說思想來治心。
建元元年(前14o，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建議：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各家學說，都要從博士官學中排除出去。
漢武帝對董仲舒的這種大一統思想非常賞識，又採納丞相衛綰之議，罷黜治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提出來的，意思是廢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學說。以後，凡是做官的人都要懂得儒家學說，用儒家思想來解釋法律。
對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生，古代史學家多認為是漢武帝與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個是為了建立大一統帝國的需要，一個是出於爭奪學術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問，一拍即合。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由此！儒家學說思想透過政治的手段，登上歷史的舞臺，霸佔著主導地位，壟斷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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