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思思一直是胡佑民心中的痛，對於將第一次給自己的女人，做為男人，是最難以忘懷的。
給她打過無數的電話，她就是不接。後來他用別人的手機打她的電話，接通後一聽是他的聲音，立馬掛掉，女人心，海底針啊。
去她單位找過她幾次，她總是避而不見。既然她決心和自己不再有瓜葛，就只能在心裡祝福她了。
可那晚的情形，不是說忘就能忘的，反而越來越清晰。男人也是賤，上杆子追自己時，唯恐避之不及，一旦真的不理他了，心裡又放不下了。
發現心中有這個想法時，連他自己都有些驚恐。他不斷反問自己，我也變壞了嗎？他不敢想下去了。
為了不讓自己胡思亂想，他不停地給自己找些事來做，讓自己整天處在忙碌中，不留一點空閒的時間。
但公司現在要自己操心的事不多，每天上班後到每層樓去看一下，一切井然有序，後來也懶得去看了，省得打擾員工做事。
和韓國合資的湘南佑民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已建成投產了，應白沙市政府的要求，還搞了個開工儀式。
因為國內生產移動存貯裝置的公司不多，技術水平也不高。所以產品供不應求，生意紅火得很。
這讓韓方格外興奮，要立馬追加投資，開始第二期投資。胡佑民本想穩定一下再說，拗不過韓方的請求，同意開發第二期。
隨著佑民集團的發展壯大，政治榮譽也隨之而來。十月份被推選為白沙市工商聯副會長。
不久又當選為花雨區黨代表，隨後又當選當選白沙市政協委員，白沙市人大代表。
對這些耀眼的光環，胡佑民開始有些惶恐不安，但分析國內外大量的事例後，開始坦然處之，並熱心政治上的進步。
“經商要講政治”,這是不少成功商人的心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一個火柴商,利用各國人民普遍仇視法西斯強盜的情緒,生產出一種畫有希特勒頭像的火柴,顧客使用一次,等於火燒這個暴君一次,結果大受歡迎,暢銷不衰。
一位企業家到在華投資辦廠的某日商那裡取經，那日商說道，沒有什麼經驗，我們只不過是把貴國政府不同時期頒佈出臺的有關政策、法規、條令、告示等視為生財資訊，加以重視研究和利用罷了。
一位美商表示：“我們在中國看到了巨大的機遇。但是如果想要利用這些機遇的話，你不僅需要了解市場動態，還要深刻理解在中國經商的獨特文化和政治維度因素，可以從我們建立的夥伴關係以及業務結構中看出這一點。”
政治需要以經濟為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你不可能讓搞政治的人只替你吆嗬不吃飯不享受），反過來，經濟需要政治來制定商業規則（為了賺取更多的money支援政治，保證其正常運轉。
商人除了對市場需求的瞭解之外，還需要掌握包括勞務、技術、制度等相關資源的資訊或知識。
一個商人或者企業家要想從競爭中勝出，往往是因為其對於這些資訊或知識的掌握更勝一籌。
優秀的商人或企業家，通常是因為其掌握了某種能夠帶來市場機會的獨一無二的資訊或知識。
商人對於政治的興趣並不是哪個個體的特殊癖好，而是根植於商業活動本身，根植於其自身利益。
自古以來，商人就表現得比其他平民階層更多的政治興趣，古希臘的城邦國家、中世紀的城市國家，根本就是商人國家，即使在君主統治之下，西方的商團也長期力圖保持自己的政治影響力。
在商業不受重視或者受到壓抑的古代農業中國，商人階層的這一特性也不時展現出來，無論是以弦高犒軍的方式，還是以呂不韋入相的經歷，都是如此。
商人階層對政治的天然關切，當然會遭致統治階層的警惕和防範。尤其是在古代中國，大一統帝國出於維持統治的需要，常常採取所謂“重本抑末”的政策，對商人階層加以歧視和打壓。
中國商人要麼透過利益交換官商勾結，既為自保，更為共同牟取更大利益；要麼採取遠離政治的自保策略，“在商言商”。
當然，官商勾結本身也存在著風險，曾經為人豔羨的紅頂商人胡雪巖，最終也落得了個抄家的命運。
但無論勾結也好，自保也罷，其實都是特定製度環境扭曲下的無奈之舉，是商人階層無法獲取整體性影響力的前提下，個體依據自身情況而作出的選擇。
偌大一箇中國市場，真的很難找到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企業家，所有的人都以黑皮為榮，連那些跑到中國來做生意的外資企業，都很快學會了暗箱操作、行賄受賄。
思科似乎就是靠著和中國政府的關係才賺得盆滿缽滿，雅虎為了在中國的利益竟然可以出賣客戶資料。
能過這些事例，胡佑民得出一個結論：要理解政治，藉助政治，但絕不參與政治，更不能干預政治。這是紅線，不能越雷池半步。
他對官場中人，不再牴觸，而是有分寸、有原則地同他們交往，在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上，藝術性地妥協。
為人比以前更低調，但對公益事業卻熱心了很多。他的謙和、內斂，講政治，聽招呼，贏得了湘南官場的認可和讚賞。
政治上的成長，讓胡佑民的思維和眼界開闊了很多，以前一些隱隱約約的東西，開始清晰起來，他帶領佑民集團，駛入了發展的快車道。
田小雨在胡佑民的幫助下，服裝廠開始穩定，慢慢走上正軌。業務穩定、不用天天出去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