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錚記得很清楚，前世記憶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尤其是進入九十年代後，金庸先生幾乎是獨領的。
不僅作品一再版行，相關專業評論在北大幾位教授力撐和“金學研究”的名目下，陸續出籠。
甚至在很多大學中，學生紛紛成立“金學研究社”，更有研究生直接以金庸為碩士論文題材。
此外，影響力最巨的電影、電視傳播媒體，也推波助瀾，爭先恐後地改編金庸作品。
這一點，就金庸先生而言，肯定是實至名歸的。
不僅他的作品的質量足以說明，就是環繞在金庸先生作品周圍所架構出來的金學“體系”之宏偉，也可見一斑。
金庸先生的備受矚目，就武俠的定位而言，無疑為它步上文學的殿堂築下深厚的根基，從此，武俠大可昂首闊步，挺立於文學天地之間了。
但是，挾著一片望風披靡架勢而在俠壇建立霸業的金庸先生，在“天下歸心”之下，也往往被後來的無數評論家和重磅粉絲過分誇大了他的影響力，甚至衍生出“先有香港的金庸武俠，才有其他武俠”的誤解。
導致後來讀者出現嚴重的“排他現象”，非金庸不讀，非金庸不說武俠，不但違背了武俠發展的事實，更忽略了與之同時期上百位武俠名家獨立自足的努力成果，也為後世武俠大沒落寫下了註腳……
實際上，這個“其他”如果僅指中國大陸武俠倒還說得過去。
改革開放前，因為金庸先生所創《明報》“北望神州”版塊存在嚴重政治傾向問題，他的在內地是禁書中的禁書。
所以老先生1972年封筆，但一直到1981年，南巡偉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自接見，並稱“歡迎查先生回來看看。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你的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多是歷經磨難才終成大事，這是人生的規律。”
隨後，金庸武俠才在內地“開禁”，並很快成為暢銷書。
需要注意的是，“開禁”是十幾家出版社的“自覺行為”，既沒有官方的“解禁令”，也沒得到金庸先生本人的授權。
因此，整個80年代，除了一家出版社的《書劍恩仇錄》外，其餘讓一代青少年在租書攤前如痴如醉、欲仙欲死的近百種金庸武俠，皆為盜版！！！
一直到1994年正式出版的三聯版《金庸作品集》，才是內地第一套正版金庸武俠全集。
但是絕不能說“先有香港的金庸武俠，才有臺灣武俠”。
事實上，四九年前後，大陸文人紛紛流亡於港、臺二地，其間不少深受民初武俠影響的作家，藉筆耕餬口，開始以武俠創造個人寫作的生涯。
臺灣的武俠，其實是與香港同步成長的，甚至嚴格說起來，比香港還來得早。
在1954年梁羽生先生開“新派武俠”之先河，創寫《龍虎鬥京華》之前，臺灣那邊，夏風在1950年已經連載了54期的《人頭祭大俠》，孫玉在1953表了《風雷雌雄劍》，太瘦生在1954開始連載《獨眼鬼見愁》……
這些作品，雖然無法擺脫民初武俠的影響，仍屬於舊派的範疇，但毫無疑問地，卻為臺灣的武俠締造了一個新的契機。
金庸先生的“新派”武俠，對臺灣的武俠界的確產生相當大的刺激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