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如今這個時間點，還能在北京城裡活下去的朝臣，當然都是比較會躲事避免擔責任的。
否則但凡稍微有點擔當，也都跟陳新甲一樣被崇禎推出去斬首背鍋了。
所以崇禎讓他們拿主意對抗鼠疫，這些人也只會拿祖宗之法搪塞。
好在明朝的人也已經有點樸素的醫學常識了，多多少少能認識到焚燒屍體對阻斷瘟毒的幫助。最終“祖制”、“孝道”和抗毒三方權衡之下，拿出了一個和稀泥的方案：
對於無人收斂的屍體，可以由官府一股腦兒統統燒了。明確是死於鼠疫的，沒有功名的普通人，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執行。
但是對於官紳人家，五城兵馬司或者其他衙門也管不到那麼多，沒那個能量，只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北京城裡可是藏龍臥虎，還一堆達官顯貴皇親國戚，誰敢真的認真執法啊，差不多欺負欺負沒背景的也就是了。
最後到了具體落實執行階段，那些商人之家的鼠疫死者，也沒有全部被火葬焚燒，
那些經手的兵丁軍官甚至到了這一刻還沒忘利用手中的權力多貪一點：如果有沒背景的富戶家死者，明明高度疑似鼠疫，但只要給足夠的錢，就允許直接土葬，按照不是鼠疫而死上報。
而那些明明不是死於鼠疫的沒背景家庭，相關執法將士也會上門訛一筆，要求給點錢才能當做不是鼠疫正常土葬，否則只要沒錢就一律要燒。充分把普通愚昧民眾因為封建迷信愚孝想要土葬的最後一點剩餘價值榨乾。
崇禎倒是想對抗一下鼠疫，最後結果卻是讓北京城內愈發混亂，怨聲載道民不聊生。
只能說大明的統治高層統治模式已經朽爛到了骨子裡，而潛規則也已經橫行百年，任何權力一放，無論是往哪個方向改，都會被有司當成撈錢的工具，反而進一步擴大了人禍。
北京城內的混亂，就這樣又持續了十幾天，鼠疫反而越來越糟，達官貴人們也都有頻頻感染，守城將士們也成批喪失戰鬥力。
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時間來到十月上旬將盡，京城的朝廷，再次被一連串的兵敗訊息所震，一夜數驚——太原和商丘失守、流賊殺出河南地界進入山東的訊息，總算傳到了京城。
崇禎乍一聽到時，簡直是又驚又怒：“劉澤清這個廢物！他不是山東總兵麼！流賊到了山東，他不去兗州抗敵，自己龜縮在濟寧，居然還好意思向朝廷報急！
看看人家周遇吉怎麼幹的！好歹誓死不退死守寧武關！當初誰舉薦劉澤清留任的！”
原來，崇禎之所以有此一怒，也是因為當初崇禎十十四年底、陳新甲接手兵部時，就對一批地方總兵進行過遴選，想沙汰一些不稱職的武將。
這個山東劉澤清，當時有被陳新甲質疑過。
但沒過幾個月，趕上週延儒從常州老家被召回，再次擔任吏部尚書、內閣首輔。
周延儒是走大運河一路收錢收過來的，路過山東臨清時，他就收受了劉澤清四萬兩黃金，保他一直在山東鎮守，也好繼續卡著大運河，吃這沿途過往商旅的孝敬。
和平年代劉澤清這種非前線防區的總兵瀆職也沒什麼，周延儒可以安心受他的黃金孝敬。誰知現在劉澤清終於第一次需要跟闖賊主力大規模正面戰鬥了，他卻直接認慫放闖賊過境，把簍子捅大了。
而周延儒的一個心腹幕僚、文選司郎中吳昌時，此前原本就因為貪贓被下獄了，只是罪行沒問清楚，還沒處置。
這次劉澤清縱賊，讓崇禎病篤亂投醫，終於又有周延儒的政敵跳出來，說風聞劉澤清曾經送給周延儒黃金數萬兩以求保住職務。崇禎大怒之下，終於對周延儒失去了信任。
周延儒拼命自辯以求保命，崇禎才沒有立刻拿他開刀，只是說給他一個機會將功贖罪，讓周延儒和張國維立刻討論一個方略，如何退敵。
張國維並沒有罪過，他只是因為官居兵部尚書，這就是他的職責，當仁不讓。被皇帝催逼後，張國維也只能是公事公辦地想招：
“陛下，不如讓駐紮常山的熊通立刻從南線增援周遇吉，讓駐紮代地的白廣恩、率部下高傑一併南下，從北線增援周遇吉，分闖賊兵勢。
白廣恩雖當初松錦之戰有罪降職，可此後在晉北與賊廝殺多有苦勞，他麾下的高傑雖是闖賊麾下投降而來，但與闖賊有奪妻之恨，所以斷不敢重新復降闖賊，讓他們從北側敵後迂迴，也不虞被闖賊吞併。
至於山東劉澤清方向，可從亳州、鳳陽調劉良左北上，與劉澤清合兵一處拒戰。最後，考慮到闖賊有穿過山東，威逼京畿之虞，可另調薊門、密雲等地的唐通、馬科回援。若賊勢進一步猖獗，可召山海關吳三桂、李輔明回援！”
張國維如數家珍，很快就報了至少六個總兵、兩個副將的番號，可見大明哪怕到了這一刻，在北直隸境內乃至北直隸周邊直接接壤的幾個府內，還有至少七個總兵的番號戰力。
這還沒算京師三大營和其他一貫北京城裡本地的駐軍，要是這些部隊真能齊裝滿員、士氣高漲，哪怕李自成裹挾著超過四十萬的烏合之眾殺來，大明也不是不能抵抗。
可惜，這七總兵的番號，實際上能剩多少戰兵人馬，有多少人會為大明效死，已經很不樂觀了。
崇禎焦躁地把張國維所說，在腦子裡過了一遍，好容易縷順了思路，這才追問：“朱樹人呢！湖廣軍為何不見張卿調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