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寶在考慮與建奴和談的時候，幾乎沒有怎麼猶豫，韋寶是很想和談成功，不想建奴阻礙自己發展，不想與建奴對耗。
因為韋寶知道歷史程序，擔心的點並不在建奴那邊，而在大明內部。
當時明朝的兩線作戰，使注意力不能專注於一處。
資源本來就不足以支撐國家，又兩邊一起大放血，再強的體質也得倒下。
農民軍有幾次在明軍的圍剿下瀕臨絕境之時，均恰逢清軍再次進攻京薊，因而得以恢復發展，最終大明被由農民軍內部攻破首都而滅亡。
而在遼東戰場上，崇禎十四年的松錦大戰之敗，使得其“九塞之精銳俱失”。
十多萬精銳部隊陣亡沙場，遼東從此僅剩吳三桂所屬的三萬步兵騎兵混合編隊，關寧防線徹底崩潰。
只剩下孤零零的山海關。
也讓明王朝喪失了最後一支完整的精銳部隊。
當然，當時的形勢下，也難以避免兩線作戰。財力不足，無力招撫，而與清議和，一則違祖訓。
二則清方的誠意也值得懷疑。
宋亡殷鑑在前，因此議和也恐無出路。
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也日益嚴重，隨著“一條鞭法”的實施與倭寇的蕩平和“海禁”的鬆弛。
明後期東南地區的新經濟因素不斷發展，即所謂“資本主義萌芽”。
而江南地區工商業的蓬勃發展，與傳統上以農業為立國之本的衝突必然存在。
萬曆年間，明神宗萬曆皇帝為解決國庫不足與宮廷消費不足的問題。派出“礦監稅使”四處斂財，這種禍國殃民的掠奪式徵稅，尤其受到了東南發達地區工商業者的強烈抵制。
江浙工商業者與民眾對其的抵制甚至達到了武力對抗的程度。
南直直隸蘇州地區於萬曆二十九年爆發的民變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東林黨崛起，某種程度上支援新經濟的發展。
其思想主張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對大徵商稅。
東林黨人鳳陽知府李三才極力反對這種行為。
而後期東林黨要求減少對工商業者徵稅，這一方面保護了工商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面也間接的動了“國本”。
國本是封建體制的立國之本，即農本立國。
減少了對工商業的徵稅，導致稅種單一，就必然減少國庫收入以及對農業徵稅的增加。
後來的“三餉”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稅不徵於東南則必稅於西北”，黃土高原的民變不僅僅是天災造成的，若國家實力雄厚，政策得當，萬不會引起此般規模龐大之起義。
明清鼎革的結果最終也導致了江南新經濟因素的挫折。
滿人入關之後雖仍有所發展，但受到了許多對其發展的根本性的限制。
這就涉及到了一箇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週期率問題。
這種新經濟因素出現並繁榮而最終未能突破農本束縛而夭折的現象，在中國出現過至少三次。
首次是盛唐天寶年間，在傳統經濟的高度發展下，各行各業產生了許多新的經濟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沒能在體制上給予適應的體系化配套建設。
而是草草應付，設定相應行業的稅使徵稅而已。
而接下來爆發的“安史之亂”使社會經濟出現倒退，新經濟隨之在戰亂中大幅削弱；新經濟因素與農本可能出現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
‘安史之亂’同時也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一個轉折點。
第二次出現在北宋年間，宋代的社會經濟發展良好，市民經濟相當發達，各種服務市民階層的行當與新事物不斷出現並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