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摺一上，皇帝不留中的話，就得上疏自辯，證明自己的清白。不死也得脫層皮。
即便魏忠賢此時已經權傾天下，一言九鼎，面對一幫言官集體發難，依然很麻煩。
李鴻章對這些有個很準確的見解，他說言官制度，最足壞事。故前明之亡，即亡於言官。此輩皆少年新進，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實得失、國家利害，但隨便尋個題目，信口開河，暢發一篇議論，藉此以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為之阻撓不少。當此等艱難盤錯之際，動輒得咎，當事者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勢不能安坐待斃。苦心孤詣始尋得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者乃認為得間，則群起而訌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於一事不辦而後已。
後世的民間歷史討論中，有一個廣泛的誤解就是言官代表正面的、清廉的進步力量，皇權代表反動封建專制勢力，他們之間的鬥爭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是民主與獨裁的關係。
這是長期受話本雜劇薰陶出來的好人壞人二元史觀，非常片面。
事實上御史、言官這種崗位，其設定初衷就是“監察百僚”，是皇權用來制衡文官集團的產物。
歷代的諫議大夫、御史中丞、都察院都御史等職位在組織關係上都是和宰相、中書、內閣平行，而直接對皇權負責的。
所謂風聞奏事、彈劾官員就是行使這種權力的手段。
被彈劾的官員無論官位高低，若無來自皇帝或者同黨的迴護，很有可能面臨政治聲望甚至權力受損的結果，因為揹負彈章而離開朝堂職位的大臣，歷代皆有。
君主專制程度高，意思是集權程度加強，也就是說決策權更加收攏，然而囿於古代的技術手段落後，主要是資訊傳遞手段落後，絕大部分君主都無力把所有事務親力親為，甚至連直接對執行者下指令都做不到。
因此君權還是要依賴於文官集團去執行自己的決策。
所以明清專制加強，只是說在決策環節本身，從程式上講，文官集團的發言權重較之宋代有了明顯下降，但實際上在執行層面，集權的效率是有頂點的，是會衰退的。
明末清末都出現了文官清流把持決策的情況。
言官的活躍程度和君主集權程度既不是正相關也不是負相關，因為所謂的御史彈劾本質上是個鬥爭手段，君權與文官鬥爭，會要用到它，文官集團內部的派系鬥爭，更會用到它。
言官的活躍程度只和鬥爭烈度有關，和誰把控鬥爭方向，完全無關。
楊漣彈劾魏忠賢的二十四條大罪，大意是高皇帝下令，宦官不能干涉朝政，只能打掃掖庭，違反的人不容赦免。
皇命在上，還有人肆無忌憚，干涉朝政，像東廠太監魏忠賢。
魏忠賢擅自責批大臣，壞了祖制。
魏忠賢剪除異己，親近亂賊而仇視忠義。
傷害宮中妃嬪。
傷害龍嗣。
搜刮民財，貪圖享受。
飼養家軍。
東林黨眾臣在殿外鬧的翻天覆地，魏忠賢猶如熱鍋上的螞蟻，在皇帝寢宮外來回走動。
“瞞是瞞不住的，趕緊去求陛下，就說東林大臣聯合起來要將你置於死地，只要陛下肯相信你，再多人告你也不怕，還有我從旁給你敲邊鼓。”客巴巴如是對魏忠賢道。
魏忠賢想了想，覺得是這麼個道理，而且他也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法子了。
只恨東林人太難纏，他都把楊漣左光斗等人關押，這幫人怎麼還敢如此放肆？
尤其現在韋寶還在拼命弄那什麼文字清查，京城官場已經有多少人倒黴了？這種人心惶惶的時刻，這幫東林人居然還有力量來給自己找麻煩。
這是魏忠賢怎麼也想不明白的。
“陛下，救救老奴吧，陛下，嗚嗚嗚嗚。”魏忠賢不得已，使出了最後的技能，大哭著跪在了皇帝的寢宮外面。
朱由校正要去做木工活，看著今天的天氣不錯，已經在腦子裡勾勒出一整套今天要完成的木工活了，被魏忠賢這麼一哭，很不耐煩，“魏公公有什麼事情？宣他過來吧。”
天啟皇帝朱由校身邊的貼身太監答應一聲，急忙去讓跪在殿外的魏忠賢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