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誠如傅用林和章德寧所預料的那樣，八月中旬以後，越來越多關於《棋聖》這部的評論文章出現在報紙和雜誌上，文學界針對這部的討論進入瞭如火如荼的階段。
討論逐漸分成了三種風格，一種是如《滬上文學》上的《論的狹隘民族主義》這一類的文章，抓住了裡面的“愛國情結”非要說成是“狹隘民族主義”或者是“民粹主義”拼了命的攻擊。
一種是針對圍棋這一點的討論，大多是圍棋和文學的愛好者，這些人普遍認為林朝陽中所寫的情節過於理想化，已經脫離了實際，完全是家的意淫。
還有一種則是對於的讚揚。
在諸多評論之中，第三種評論的數量是最多的，但輿論傳播這個東西講究的是眼球效應。
實事求是通常是引不起讀者多大的關注度的，如果是危言聳聽，人們的關注自然就會被吸引過來，抨擊《棋聖》的那些文章便是如此。
因此這類文章數量雖然不多，影響力卻不容小覷，一時之間倒是與那些肯定《棋聖》的評論打得有聲有色。
外界對於《棋聖》的讚美或者批評聲浪陣陣，並沒有影響林朝陽，他依舊每天兩點一線的過日子，偶爾週末閒暇便跑到信託商店、文物商店這些地方去淘淘寶。
他答應了陶玉書只拿稿費的四分之一來搞收藏，所以像之前在故宮外賓服務部那樣豪擲千金是不可能了，每回出手都是精打細算，花錢是沒那麼痛快了，也算找到了點撿漏的快感。
可緊賺不夠慢花的，《棋聖》在《燕京文學》發表，稿酬標準千字十塊，十三萬字就是一千三百塊錢。
他分到了四分之一，也就是三百二十五塊錢，跑了幾趟商店就沒了。
搞收藏，實在是太費錢了！
正當林朝陽為搞收藏沒錢而發愁的時候，一張來自香江的匯款單打破了他的焦慮。
前段時間香江中文大學代表團來燕大訪問，隨團前來的詩人夏承纓代表香江中文大學出版社跟林朝陽簽訂了一份出版合同，打算以千字三百港元的價格出版林朝陽的《梵高之死》。
過了這麼長時間，稿費終於打過來了，想來距離《梵高之死》在香江發行上市的時間也不遠了。
《梵高之死》全文二十二萬字，這次香江中文大學出版社支付的稿費高達六萬六千港元，是林朝陽創作以來收到的最大一筆稿費。
收到了稿費，陶玉書也很興奮，張羅著和林朝陽一起去中國銀行取錢，陶玉墨也要跟著去湊熱鬧，還找了個很說得過去的理由。
“姐夫你要取這麼多錢，人多點更安全。”
結果三人來到中國銀行，便從辦理業務的櫃員那裡得到了一個好訊息。
前兩個月國家剛剛頒佈了新的《外匯管理條例》，條例規定：
居住在中國境內的中國人、外國僑民和無國籍人，收到由外國和香江、濠江等地區匯入的外匯，必須結售給中國銀行；對每筆人民幣三千元（含三千元）以上的大額匯款，允許留存10％的外匯。上述結售給中國銀行所得的人民幣，都可以享受優待僑匯的有關待遇。
強制結匯這個規定沒變，但允許個人留存10%的外匯，對於林朝陽來說是個好訊息。
這次出版社給他匯了六萬六千港元，留存10%的外匯就是六千六百港元，是一筆不小的外匯儲備了。
這筆錢不可能直接取出來，他要是想用，得換成外匯券才行。
不過林朝陽肯定不會把這錢換成外匯券，他現在又不缺外匯券，留在手裡更好，萬一以後要出國，不就有用武之地了嗎？
現如今出國雖說可以跟外匯管理局申請外匯額度，但申請到的額度通常都低的令人髮指，不如自己手裡有外匯。
除了留存這件好事，這次新條例裡面還有一句話：結售給中國銀行所得的人民幣，都可以享受優待僑匯的有關待遇。
建國之後國家外匯緊張，當時為了能夠儘可能多的籌集外匯用於國家建設，政府號召那些海外華僑向國內親友郵寄外匯，這就是僑匯。
這些外匯到了國內都得強制結匯，外匯變成了人民幣，老百姓也不傻，誰願意幹這種事？
為了鼓勵華僑帶回外匯，政府就想了個主意，發行一批特殊的票證——僑匯券。
在五十年代，凡是從境外帶回來的外匯摺合人民幣一百元的，可憑藉僑匯券增加供應糧食6公斤、食油1公斤、白糖1公斤、鮮肉1公斤、棉布10尺。
如此優厚的政策自然引來了不少老百姓的踴躍參與，前些年，在南方某些海外關係多的省份，有些老百姓光是靠著海外親屬匯外幣換來的僑匯券就能買房子。
1981年是個有些特殊的年份，幾年來一片火熱的經濟改革出現了停滯情況。
年初gwy兩次發出緊急檔案“打擊投機倒把”，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發現近幾年蓬勃發展的鄉鎮企業開始與國營企業搶市場、搶原材料，對國營企業的發展形成了巨大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