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毫不掩飾的說：“我蠻喜歡許知遠的”。
雖然他總與那些我們這個時代的自媒體所摒棄的“壞詞”聯絡在一起，比如“直男癌”“油膩”“尷尬的公知”。成為了一個不合時宜又被高度消費的符號。
而且不止一次，在我的認識的人，有人會因為提起許知遠而變得情緒激動。
有一次，我和幾個認識的人在一起吃飯，吃著吃著就聊到了許知遠，其中有一個人憤怒的說，許知遠是他最討厭的人之一。
我問他：“為什麼我不討厭許知遠。”
他說：“因為你和許知遠是同一類人。”
我和許知遠的確是同一類人，在這個時代裡永遠處於尷尬境地的人，我們喜歡的書，是沒人看的，我們知道的作家，學者，也是鮮有人知的。
有時候，最多的感受，是孤獨，而有時候，我也有過和許知遠一樣的想法，就是極度懷念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那個詩和理性的黃金時代。
但我和他不一樣的是，我懷念那個年代，但我從來不想去佔有那個年代。也許是因為我年紀還小，對那個年代的認識全在書上，也許是因為我比許知遠悲涼的更早。而許知遠曾經和那個年代無比的接近，他在那裡得到了他為之一生都想要守護的東西，歷經風雨後，這種東西也許沒有發亮，但是卻更堅固。
守護的是什麼呢？
理性，知識，熱愛，古典，美，還是那股倔強和清高？
諸如理性，知識，藝術，美這些詞彙，我想沒有人會拒絕，包括這些罵許知遠最甚的人。但是他們卻拒絕承認許知遠的身上有這些東西，因為他們的關注點全部都在直男癌上。
我清楚的知道，很多人不喜歡許知遠，但是熱衷於消費出現在許知遠身上的話題。
就像許知遠說的那句話，我覺得非常高明，帶著偏見看世界，你沒有偏見，你就沒有看待世界的方式。
看過十三邀俞飛鴻那期的人，應該也看到了這句話，那他們看待許知遠的時候，是否也帶了偏見呢？
我完全可以敞開了探討一下這種心態，是為什麼呢？無知是一方面，偏見也是一方面。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許知遠成了一面鏡子。戳破了新媒體時代塑造的新中產和新精英的意識形態謊言。他們刷著知乎，看著微博，一二線城市的新媒體給他們塑造了新城市青年成為一個體麵人應該具有的美德，比如直男癌是垃圾，不要做油膩的中年男子等等。
但是許知遠這個不合時宜的人出現了，他就這樣蓬頭垢面的闖進了他們構建自己身份認同的美好烏托邦裡，告訴他們，你們不是精英，也不是這個時代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因為你們沒有知識，你們忽視傳統。你們熱捧的知識付費，和終身學習的種種概念，不過是為了實現個人成功而已。
而對於文明，你們一無所知。
你們追著最新潮的節目，看著奇葩說裡精彩的辯論，你們從這裡感覺到了自己比起父輩是更智慧的一代人，但是你們根本不讀書，那些所謂的精彩辯論，不過是千年前的哲學家早已討論爛了的問題。
許知遠的出現，形成了這一代人新的身份焦慮，所以，那就不如把許知遠高高掛起，成為一個靶子吧。
因此，許知遠身上的那些弱點，就成了一個可以被高度消費的符號，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問題，我們消費現象，但是從來不關心背後的邏輯，這讓我們的思辨能力越來越退化，只會用情緒來思考問題。
其實，透過對知識的學習，我們人類能做到遠遠不止這些，譬如我們的耳朵不止能夠聽到聲音，也能夠聽到沉默。
沉默是金，我們聽到了許知遠的聲音，卻沒有聽到許知遠的沉默。
許知遠的聲音，也許是尷尬的，不合時宜的，但他的沉默，卻是理性的，古典的，優雅的。
他是一個承接了西方知識分子傳統的中國文人，既有中國文人兼濟天下的傳統理想，也有西方左派文人的知識立場。
而當我們每次進入一個喧譁浮躁的時期，就會出現一個憤怒的知識分子，雖然他們的命運最終還是相似的，就是被迅速的邊緣化。
被邊緣化，被遺忘，被汙名化似乎成為了知識分子的宿命，這種宿命，叫做流亡。當我們想認真的談論知識分子的時候，永遠避不開的一個詞彙。
流亡，通常有兩種含義，一種是土地和身份的喪失，一種心靈和精神的逃亡。
寫下《知識分子論》的薩義德，生在巴基斯坦，長在美國，專門把《知識分子的流亡》作為一章做過探討。二戰有大量逃亡納粹德國的知識分子，近代俄羅斯歷史裡也有很多被專制迫害而從知識分子精英身份轉為流民的人，連我們中國的孔子，也過過如喪家之犬的一樣的生活。
然而，比起身體的逃離，精神的流亡才是知識分子的常態。
在這裡，流亡不是一個真實的情境，而是一種“隱喻”，一種“心態”。在薩義德的定義裡，這些人與社會不合，永遠處於一個不能適應的狀態，彷彿在這個世界之外，無休止的東奔西走，他們希望這種流亡可以讓他們找到一個適於自己居住的家園，但是可悲的是他們永遠也無法抵達。
八十年代是知識分子逃亡的盛宴，狂歡，先鋒，下半身，朦朧詩。而許知遠又是一個極度懷念那個時代的人。
他不僅在主流媒體和時代的輿論下成為了一個被邊緣化，被排擠的典型，也主動的選擇了自己的邊緣化。
這是一顆痛苦的果實，但是彆扭的知識分子比如許知遠，就以這種不樂為榮，因為他們這種對於這個時代近似於消化不良一樣的不滿意，不僅成為了他們的思維方式，也成為了他們安身立命的方式。